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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的千年大歷史:國家是怎麼誕生的?統治者最怕人民做出...?進擊的巨人背後的國家理論?國家起源論新觀點,改寫人類千年文明史/ 書來面對EP33《反穀》 by James Scott

超級歪 SuperY | 哲學類 | Nov 16, 2022

此影片謄本由losiu&小熊維尼製作

★非作商業用途,本檔案版權歸版權持有人獨有★

今年8Nancy Polosi訪台,國家問題、統獨問題又再次掀起討論。台灣夾在中美兩大帝國之間,到底要如何找到出路? 要釐清這個問題就必須先理解什麼是國家。今天來面對的這一本書《反穀》就來談談到底國家是一個什麼樣的存在。這個是作者是美國人類學家James Scott。 他在這本書裏利用最新的考古證據重新講述國家的起源,顛覆你對文明的看法。

農業的起源

常見的文明論述告訴我們, 人類祖先在某個時間用農業取代了狩獵採集,是經濟生產生的一大進步。為了發展農業,就必須定點耕作,兩河流域就開始出現灌溉工程。中國出現大禹治水,這些都需要一個中央權力組織大量勞動人口,所以國家就誕生了。接著就自然地出現了權力不平等、財富不平等的階級社會。這種故事讓人感覺定居生活跟國家組織是農業技術發展的自然結果。但是最新考古證據發現:恰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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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先在12000年前開始出現定居生活,定居後4000年才出現第一個農業技術(8000BC),然後農業出現的4000年後才出現國家(3200BC)。所以認為國家起源與農業灌溉工程的理論都不對,因為他們早在國家出現前幾千年就存在了,國家只是利用灌溉跟農業的技術而已。那麼從農業出現到國家誕生,這中間的四千年人類都在幹嘛?考古學家發現,尼羅河下游、中國杭州的河姆渡文化,還有印度河文明, 這些早期的人類聚落都是在溼地,有豐富的天然資源。兩河流域現在看起來是沙漠,但是在6500年前, 河流會定期氾濫長達半年的時間,波斯灣會直接漲到蘇美的烏爾域門口,在城外形成一大片充積三角洲,引來大量的魚類、鳥類、遷徙動物。 人門只需要待在同一個地方。就可以再乾季時享有陸生資源,在濕季時享有水生資源,根本不需要發展農業。這時候的人類更像是活在原始共產社會裡,所有人都共享自然資源,沒有階級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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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學家Melinda Zeder就發現,即使農業技術出現後,人類祖先為了應對氣候變遷也會避免完全依賴農業,都是以狩獵採集為主,農業為輔。 因為上古時期常常會有小冰河期。冰河期結束後,又出現暖化升溫,如果只種植單一作物風險太高。有時候我們的祖先為了跟環境共存,會嘗試不同的維生策略。 像是台灣的原住民在5000年前就已經發展出農業。其中一批人在5000年前遷移到東南亞,發現到處都是森林,他們就放棄了農耕技術,改採回狩獵採集生活。所以我必須拋棄歷史單線進步的想法,人類並沒有在某個時間點突然從狩獵採集轉向農業文明。考古證據正好相反,我們的祖先一直都保持各種不同的求生型態,有時候會放棄定居農業生活,選擇跟生態環境共存。所以真正的問題不是人類為何沒有立刻轉向農業文明,而是為何明明長達4000年的時間,人類都不依賴農業,過着游牧生活;怎麼突然在西元前3000年前出現了以農業力立國的國家?

有一派人提出「食物儲存假說」”Food-storage hypothesis”,因為農作物可以放比較久,收成一次就可以不用工作,所以經濟效率更高,你就不用每天出去打獵了。但事實上狩獵採集民族都懂醃漬技術,就算是大魚大肉也可以存放很久。經濟學家Ester Boserup 提出另一套人口壓力理論,認為因為西元前3000年前, 兩河流域人口增加,獵捕大型獵物已經不夠吃,不得不獲取更多資源時,人類才被迫轉向農業。所以我們以為農業是進步的開始,恰好相反。 人類祖先是被逼到走投無路才選擇農業。

國家的起源

如果農業是逼不得已才走上的道路, 那國家又是怎麼出現的?首先我們要來定義怎樣才算是一個國家?歷史上所有早期的國家都至少有3個特徵: 賦稅制度、官僚制度跟 城牆。根據這個標準, 西元前3200年前的蘇美城邦烏魯克就是最早的國家。那為什麼務農人口會在這時候聚集起來成立國家呢? 因為上古時期氣候變遷頻繁,只要來一場乾旱,農耕人口就必須聚集到有灌溉水資源的地區,這時候人力資源高度集中在一塊土地上耕作, 這就為國家打造了完美的舞台。 原本人口四散在各地,現在人口、穀物都集中在一塊了。 國家就可以寄生在這塊農耕人口上。 作者就提出一套國家起源的「穀物假說」。 歷史上早期國家都要求人民生產穀物而不是其他的農作物,為什麼呢?因為穀物最適合一次收割,方便國家統計稅收。如果是根莖類作物,都是埋藏在土裡無法計算有多少。

如果是豆類,不同種類的豆子成熟期不同,根本不方便國家 查稅。相比之下,穀物都是在同一個時段成熟,所以國家只要發明一套「農民曆」規定播種時間, 再評估農田的規模品質,就可以預估收成,知道要收稅多少要。 而且 穀物也最方便計算, 在米索不達米亞國家給勞工的每日薪資是每日兩升大麥; 中世紀教會有十一稅,要求農民把榖物捆成一束一束, 這樣就可以一眼看出10分之1的稅是多少榖物,所以穀物本質上是一種政治作物。這個「穀物假說」解釋了為什麼在農業出現後的四千年都沒有國家出現,因為當時人類祖先在三角洲濕地的維生資源非常多元,有農業、魚獵、採集、刀耕火種,這些多元生產方式都不利於國家形成,因為國家需要一個方便統一徵說度量衡,必須建立在單一的榖物上。

所以古埃及、中國古代第一批國家都市,都是出現在尼羅河、黃河的上游地區,而不是下游三角洲。統治者發明各種神話讓人民相信農業是神賜給人類的技術,可以讓我們養活更多人口,同時污名化哪些不種植榖物人口,把狩獵採集的遊牧民族說成是野蠻人,因為國家課不到他們的稅。例如羅馬帝國的疆界就是在穀物線之內,因為不適合耕作穀物的區域,征服了也沒價值。羅馬人認為蠻族就是一群不懂農耕,只會吃肉喝奶的人。而文明的羅馬人只吃穀物,不吃肉喝奶。這是為什麼中國古代的社會階層是「士農工商,因為農民的收成可以被國家統計徵稅,有利於國家統治;但是商人的收入不透明國家根本不知道他賺多少,所以統治階級就故意貶低商人,推行重農抑商的政策。但是只有賦稅制度還不能形成國家,還必須有官僚制度來執行稅收, 每年有政府官員來記錄人口、土地、農作、牲口,這就形成的文字的起源。在美索不達米亞書寫系統的出現最早就是為了國家施政。 記錄農民欠了多少稅收、債務,識字的只有政府官員。一直到文字出現500年後才開始被用來創作文學、神話。

中國秦朝統一文字、度量衡,不是為了文藝創作而是要讓統治者一目了然,知道自己統治多少人民財富,這就是為什麼歷史上所有的農民起義的一件事都是燒毁政府的官方檔案,因為這些國家文件就是壓迫的源頭。 考古學家Lamberg Karlovsky就發現蘇美城邦周邊的原住民會刻意避開文字書寫技術,因為他們不想要被國家收編。我們以為原住民沒有文字是因為他們很落後學不會文字。事實正好相反,他們在幾千年前就意識到國家想要征服他們,所以避開了文字。最初為什麼上古時期國家崩潰後,文字的使用跟着消失?因為不再有官員用文字債務來壓迫農民。像是古希臘邁錫尼文明使用的線形文字B,在國家解體後就失傳了。之後人們都是用口傳的方式傳承文化,例如荷馬史詩就是用口頭傳唱。羅馬帝國崩潰後,拉丁文的人口識字率幾乎降為零,因為書寫本身就起源自國家統治術,所以當人民不再被國家統治時,書寫也就不再有必要性。

文明優越論

過往的文明論述告訴我們,農業、畜牧、國家、文字都是讓人類脫離蠻荒時代的文明象徵。但現在我們已經知道人類是被逼到走投無路才選擇農耕畜牧;而且穀物跟文字最早都是用來服務國家的工具。不僅如此, 新的考古證據發現城市生活出現後,其實沒有帶給人類走向「文明」,反而是變得更脆弱。早期許多城邦會因為不明原因就突然被拋棄,人突然都消失了,而且找不到任何考古遺留證據,為什麼呢?因為有一種東西不會留下任何物質證據,就是流行病。國家出現後,人口被迫集中,而且跟家畜農作物擠在都市一起生活。很多流行病就容易從家畜傳到人身上,像是麻疹、天花、禽流感,都是因為人類跟動物群聚。可以說是人類自己把都市變成病毒的培養皿。

蘇美的Gilgamesh史詩裡, 就記載了大瘟疫讓整個幼發拉底河都是浮屍。但當時人們不知道流行病的原理,以為這是神在懲罰他們,所以就到神廟祈福,獻祭動物讓神息怒。 這可能就是宗教儀式的起源:人們發明宗教來解釋流行病災難。但他們不知道,流行病其是國家造成的,尤其是當國家發動戰爭時,大批軍隊人口移動,等於是讓病原體傳播到各地。所以一般平民會刻意避開有軍隊跟難民經過的路線。古代國家遇到疫情,不像現在可以封城, 所以國民都是立刻逃出國,不然就是死路一條。例如西元前1320 年,西臺王國的瘟疫傳到埃及,產生大饑荒,當時的農民就拒絕繼續耕田, 逃離耕地。 西元前166年羅馬士兵打完仗回國,帶回的傳染病讓羅馬城四分之一的 人口死亡。

中世紀黑死病後,牛津劍橋大學開始出現瘟疫宿舍,學生出現症狀要送去隔離。16世紀意大利更是發展出專門 疫情隔離機構Lazaretto。這些都顯示出早期的國家其實非常脆弱,可能因為一種流行病就完全崩解。另一方面,農業文明也沒有讓人的生活品質更好,考古學家比較農人跟狩獵採集民族的骨骸,發現農人的健康狀況 其實變差了,因為狩獵採集民族攝取的食物更多樣,高達190種植物。兩河流域原住民 打獵一周就可以供應一整年的動物蛋白質,相比之下農人要工作一整年,按照國家發明的農民曆勞動,而且定點耕種農作物反而容易滋生病蟲害。古時候又沒有農藥,許多穀物可能都被昆蟲吃光,寄生蟲這個字在古希臘文裡的意思就是在穀物旁邊(para-site)。所以早期農村的人口大多營養不良,缺乏維生素蛋白質,嬰兒死亡率高達50%。

總結來看,農業國家讓人工時變長、更少營養、更容易死亡。被統治的人民,當然也意識到這點,所以當國家發動戰爭、流行病出現,或者農作歉收時,許多人就會逃到鄉下自保,拒絕種植穀物而改成狩獵採集的生活,這樣就能躲避稅收。反抗國家最好的方式就是成為「反穀」男孩,所以我們看到許多古文明的人口消失,像是埃及古王國、蘇美烏爾王朝、瑪雅王國崩潰,彷彿是社會停滯,進入黑暗時代。但事實是,人民終於獲得自由可以逃離國家,回去過自給自足的生活,不用為統治者幹活,反而歷史課本上教的各個王朝,才是人類受到最多壓迫的時期。那問題就來了,為什麼我們會把這些時期稱作「文明」呢?因為我們所熟知的古文明遺跡,很多都是19世紀的歐洲考古學家及現的。

當時正處於歐洲帝國擴張的高峰期,所以歐洲各國就開始編教科書、建博物館,頌揚古文明的「輝煌」像是金字塔、帕德嫩神廟、兵馬俑,故意強調帝國的強盛,等於文明。其實是在暗示:如果帝國終結,就是文明衰退的徵兆,藉此來合理化歐洲帝國的殖民擴張。但是當代最新的證據,已經推翻了這種文明優越論,文明國家的出現,事實些帶來的是賦稅、疾病、高工時、高死亡。文明國家的崩潰,反而才是人類福祉得到改善,人民逃離國家掌控的機會。

奴隸與帝國 Slavery & Empires

既然國家剛出現時非常脆弱,常常因為瘟疫、戰爭、農作歉收而流失人口,所以國家的治國之道,就是必須維持國內的人口。所以國家的治國之道,就是必須維持國內的人口。聖經的箴言裡就提到:「君主的榮耀在於人口眾多,帝王的沒落由於國民寡少」。

那要怎樣讓人口變多呢?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從外抓回來。蘇美人就常常到周邊山區抓原住民。在古蘇美文裡,奴隸這個字就是寫成「山+女人」,就是指入侵山區後,抓走當地的女人,這也是為何古代國家戰爭頻繁,不是為了開疆闢土,而是為了掌握人口,因為就算佔領了新土地,沒有人耕田,對國家來說也沒用。衡量戰果的方式,就是看奴役了多少戰俘,這樣就不用剝削自己的人民,可以保持國內的政治穩定,這就是西班牙在海外殖民擴張時的首要原則。

社會學家 Max Weber 把這稱作「掠奪型資本主義」(booty capitalism),國家軍事行動的目標不是佔領新土地,而是掠奪外國人當奴隸,來累積國家的資本,像是東南亞早期的所有國家都是奴隸制國家。馬來人抓到男性戰俘還會融入當地社會,反過來幫忙抓奴隸。

在古希臘雅典,全國三分二人口是奴隸,但是古希臘哲學家從來不曾辯論要廢除奴隸制,而是把這視為理所當然。亞里士多德就為奴隸制辯護說:「某些民族先天就缺乏理性,奴隸很重,自然適合當成動物來奴役。」雅典殖民擴張發動波羅奔尼撒戰爭時,蘇格拉底也為國從軍,柏拉圖本人甚至被販賣為奴過,他也沒有因此反對奴隸制。

為什麼他們都認為奴隸制理所當然?因為奴隸就是國家財富的來源,奴隸人口越多的國家,就是越富有的國家。所以古希臘史學家修昔底德就讚揚斯巴達的將軍 Brasidas,沒有屠殺投降,而是談判把他們帶回國,變成有生產力的奴工,讓斯巴達的稅收增加。

在古羅馬,一場高盧戰爭就讓國內增加100萬新奴隸,羅馬的菁英階層就是靠陣容華麗的奴隸來顯示自己高人一等。一直到1800年,奴隸貿易最高峰時,全球有四分之三的人口生活在奴役狀態中。但是奴隸制也不是亳無阻礙,很多國家在抓到原住民戰俘後,發現他們不願意工作,人類學家 Marshall Sahlins 就指出,在國家還沒有出現以前的原住民社會,人們沒有動機去生產更多東西,只要吃飽喝足就好,剩餘的時間會拿去休閒玩樂,而不是做更多工作,除非受到強迫,否則原住民不會做超出自身需求的工作量,這就對國家構成了一大問題。

像是荷蘭人殖民台灣後,發現台灣有大量未開墾的農地,但是台灣原住民過著自由自在的狩獵採集生活,不願服從荷蘭人的資本主義體制,所以荷蘭人沒辦法,只好從中國抓一批農民過來,跟他們說這是「招墾」移民。但事實上,是荷蘭殖民政權需要奴工來開發農地,才能擴大穀物生產範圍。所以荷蘭人抓了3萬漢人來擴張熱蘭遮城的統治範圍,新亞述帝國抓了20萬巴比倫人來建城,幾乎可以說城邦的起源就是靠軍事殖民,沒有強迫遷徙人口來當奴工,就不可能發展出城市文明。所有國家創立初期都要打造一套強迫勞動制,一方面要壓榨最大的經濟價值,另一方面又不能壓榨太多,否則人們會想逃出國,歷史上很多被遺棄的城邦,可能都是奴隸跑光了。

我們看到的「古文明」恰好是那些逃不出去的地區,像是兩河流域,印度河谷、古埃及,都是被山、海、沙漠包圍的地區,所以人們很難逃走,這被人類學家 Robert Carneiro 稱作「限制理論」只有逃不出的地理環境,才會出現國家,所以北美洲跟亞馬遜雨林沒有出現過國家,因為那裡有寛廣的叢林,奴隸很容昜逃跑,就算沒有地理限制,國家其實也可以自己打造城牆、法律。西元2000年前,蘇美國土、蘇爾吉在兩河流域之間建一座牆,號稱是要阻止塞外民族 Amorites 人的入侵,但事實上是要鎖住南部的納稅人,讓他們逃不出去。巴比倫的法典就有詳細規定如何懲罰逃跑的奴隸,甚至有「賞金獵人」專門活捉逃跑奴隸。

歷史學家 Owen Lattimore 也指出,中國打造萬里長城,號稱是要為老百姓抵禦蠻族,但事實上,也是為了把中國人困在牆內,讓他們無法逃離中國。這也是為什麼清朝佔領台灣後,要立刻頒布渡台禁令,因為當時台灣是反清復明的海盜巢穴。中國怕人民逃離國家,叛變加入海盗的行列,或是當今在台灣很多逃跑的外藉勞工,國家也是用法律來懲罰他們。所以數千年來,所有國家都想辦法要圈禁人民,因為只有讓人民逃不出去,才能維持國家的勞動人口,反過來說,數千年來統治階級最害怕的,就是人民大規模的逃離國家。

野蠻人的起源 The Origin of Barbarism

統治者要避免人民逃跑,所以蓋城牆、立法懲罰,但其實還有一招更高竿的,就是把外國人污名化成野蠻人,讓人民害怕牆外的世界,彷彿離開國家就會回到蠻荒狀態,這樣人們就會自己留在國內,不需要國家強迫,例如我們在歷史課本上讀到的匈奴人、蒙古人、歌德人,這些其實都是國家虛構的部族概念。

他們其實不是一群統一的民族,而是為了對抗國家,暫時組織起來的聯盟,但是國家為了方便統治,污名化就發明出「部族」的概念。例如最早的Gilgamesh 史詩裡,英雄戰士 Enkidu 原本只是一個牧民,但是在1000年後的版本裡卻變成了半獸人,必須學層都市人的生活,才能變得像有文化的人。

在中國古代則有華夷之辨,周朝禮記就記載了:「吃穀物的才是文明人,蠻夷戎狄原吃穀物,不知用火。」明朝開始,中國發明「生番、熟番」的概念來治理蠻族,無法徵稅,主權到不了的就是生番,能被國家治理,有繳稅義務的就是熟番。所以台灣的原住民不願意被清朝統治,不願繳稅,就被污名化成一群「番人」。直到日本人類學家來台研究後,才發現「番人」根本是幾十個不周族群,只是國家的統治技術把他們虛構成統一的部族。

但是國家為什麼費盡苦心搞這些伎倆?因為他們不想讓人民知道,其實野蠻人的生活更自由,狩獵採集民族營養狀況更好,人均壽命也比農業國家人民更長,大部分時間都在休閒娛樂,他們不用工作,因為他們只需要收输國家的農作。北非的berber人就說:「掠奪就是我們的農活。」國家抓奴隸農耕,遊牧民族則是趁豐收時節掠奪國家的收成,所以歷史上各個帝國都常受到塞外民族的入侵。

美索不達米亞被亞摩利人侵略,羅馬帝國被塞爾特人入侵,這些蠻族的存在其實有助於抑制國家權力,這就是為什麼印度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一個中央集權的大國,因為周圍有太多強大的遊牧民族,阻礙國家權力的集中化。而且國家要反擊遊牧民族非常困難,因為他們沒有定居城市,不累積私有財產,隨時可以閃人,例如匈奴常常閃擊中國,東漢朝廷想報復時,匈奴早就撤退了。但是蠻族如果一直掠奪國家資源,人民逃離城市後,蠻族就沒有東西可以掠奪了,所以蠻族有一個更好的方法,告訴都市人不要逃走,我們可以保護你們不受其他遊牧民族的侵略,只要你們定期提供我們一點好處,這就是保護費的起源。

波斯王國每年都向住在 Zagros 山的 Cissians 人納貢,羅馬帝國共和國時期必須用黃金來攏絡賽爾特人,漢朝政府每年三分之二的預算都是給遊牧民族的保護費,唐朝政府每年都要給回紇人50萬匹絲綢,但是歷史課本上卻說是跟「少數民族交流、做貿昜」,或是邊疆民族「來朝貢」,講得好像他們是附庸,但事實上是交保護費給他們,不然中國一下就亡國了。像是中國的元朝、清朝、或是鄂國曼帝國,都是國家被遊牧民族奪權的例子。

國家尤其擔心的是:「人民們發現遊牧民族的生活其實比國內的生活更自由,像是羅馬帝國晚期稅務過重,老百姓受不了,但是又無法反抗政府,所以就轉向攻擊羅馬帝國的遊牧民族「匈人」首領Attila,或是在中國明清時期發生大饑荒時會有「走西口」,中國北方的難民「殺虎口」逃出塞外,改過遊牧民族生活。「殺虎口」的意思原本是殺胡人,就是殺國外的蒙古人,但是中國人民受不了政府的暴政,反而逃到了蒙古人的世界,這種逃離國家,決定選擇過原始生活的策略,被人類學家 Pierre Clastres 稱作「後天原始化(Secondary primitivism)。我們當今看到的許多「原住民」可能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原始,他們的祖先可能是為了不被國家收編而逃到國家外圍。狩獵採集其實是一種政治選擇,而不是落後的生活,換句話說,原住民其實是無政府主義者的後代,我們不要忘了,雖然國家早在5000年前就誕生在世界上,但是古文明的國家人口根本是少數,絕大多數人都生活在國家外圍,過著自由的狩獵採集生活。一直到17世紀,地球上三分一人口都是生活在國家外,所以20萬年的人類史裡,國家霸權只出現了400年,只佔據人類歷史的0.2%時間。如果國家不是人類歷史的一個常數,而是一個變數,那麼當今統治世界的中美兩大帝國也不會是歷史的常數。

片後語:
「隨著時間的推移,國家的數量增加並且勢力擴張,以逃亡表達心聲的人民就越來越多。邊境外的天地何其寛廣,這為被壓迫的人民提供一個不像發動叛甩那麼危險的救濟方法。」— James Scott 《反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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