賣嬰產業鏈！謊報死胎抱走嬰孩，西班牙獨裁時期近30萬人失竊，幕後幫兇竟是教會修女與醫院？誰能為失落的一代找回真相？【TODAY 看世界】

大家好，我是范琪斐，歡迎收看范琪斐的《TODAY看世界》。安娜拿著這些證據去逼問父母的好友，其中一人才坦承知道她不是父母親生，因為她媽媽曾經講過自己花了一大筆錢「買小孩」，甚至鉅細無遺地說交貨當天，她把枕頭塞在裙子裡假裝懷孕走進醫院，再出來時肚子平了，懷裡多了個寶寶。另一個鄰居也說，她的爸爸警告過不准把安娜的秘密說出去，所以一直瞞著她。安娜聽完後整個崩潰，原來她的父母不是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收養她，根本就是偷嬰鏈的共犯，那她真正的父母在哪裡？她還活著嗎？

其實跟安娜有同樣遭遇的人，有人估計在西班牙恐怕有30萬人。這些「被偷走的孩子」都是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獨裁統治時期（1936-1975）的受害者。佛朗哥跟希特拉一樣，在國內大搞種族優越主義，他的首席精神學家巴列霍-納赫拉（Antonio Vallejo-Najera），把納粹「優生學」那一套搬西班牙，拿種族優越性當藉口，壓迫國內的左派異議人士和學者。他的理論是左派人士的孩子都帶著「紅色基因」，但沒關係還有救，只要全部抓來交給效忠當局的保守家庭扶養，就能洗掉壞期因、淨化心靈。於是政府就派人大規模「接管」異議人士的孩子，女性政治犯在獄中生的孩子也被抱走。光是1943年一年，就有超過1.2萬個孩子被政府「解救」。這個淨化理論還擴大到整個社會，窮人、未婚女性都是要整治的對象，教會和醫院則是幫兇。當時公立醫院的管理權大多在教會手上，打著「慈善」名義收治窮人和未婚媽媽，實際上就是嬰孩大賣場，孩子一生出來修女們就威脅利誘要求放棄孩子。

要知道佛朗哥上台後，西班牙的女性權益被極度壓縮，不准離婚、墮胎，連避孕都違法，很多人就在這樣的高壓下放棄孩子。但到了60年代西班牙對外開放，國外的自由思想和錢都來了，女性的經濟情況好轉，自己養小孩不是什麼難事，這就導致「賣嬰產業鏈」的貨源減少，嬰兒不夠用了。這時政府、教會和醫院就開始各種偷拐搶騙，醫院麻醉孕婦，騙說小孩生下來是死胎，修女偽造出生證明找買家，政府單位也睜隻眼閉隻眼。一名曾在馬德里「聖拉蒙診所」（La Clinica San Ramon）工作的人作證，醫院院長維拉（Eduardo Vela）長期夥同修女戈梅茲瓦布耶納（Maria Gomez Valbuena）竊嬰。修女的辦公室冰箱裡甚至還冰著嬰屍，如果真的有孕婦吵著死要見屍，修女就把孩子抱出來假裝是她的死胎。這整個賣嬰系統，一路偷到80年代。

大赦法不追究黑歷史 竊嬰調查只能靠民間

其實除了西班牙，拉丁美洲國家如智利、阿根廷，在強人統治時期，有的為了國家門面、有的為了搞外交，也是成立了賣嬰網害了無數家庭。但多數國家在民主政權上台後都積極推動轉型正義，幫失落的一代尋根，就只有西班牙反其道而行。佛朗哥政權垮台後（1977年），當局竟然立法大赦天下，不成立真相和解委員會就算了，政府還直接放棄追究黑歷史，說這是和解的基石。《國家報》指出，這種集體失憶是因為新政府在過渡時期急著鞏固政權，所以就到處摸頭，要佛朗哥政權留下的人乖乖聽話，並要求左派反對黨配合支持大赦，所以埋葬異議人士的亂葬岡不准挖。80年代「被偷走的孩子」案件在全國爆出來，當局也不想調查，雖然2007年西班牙才通過《歷史記憶法》（Ley de la Memoria Historica），正式譴責佛朗哥政權的暴行，3年前還修法把佛朗哥的遺骸從「烈士谷」（Valle de los Caidos）移到其他墓園，西班牙國內的佛朗哥雕像也全部移除。今年又通過一個《民主記憶法》（Ley de Memoria Democratica），說要補償受害者家屬，但對於「被偷的孩子」調查卻始終沒有相關法條，只能透過非正式的民間力量單打獨鬥。

2010年開始，西班牙媒體開始製作大量的相關節目，記者帶著針孔攝影機，去找還活著的修女、醫師對質，或是請受害者上脫口秀。安娜就是在這個時候開始聯繫記者，上節目講自己的故事，並且把查到的蛛絲馬跡都公佈在媒體上。結果就在4年前某一天，突然有個人打給她，說自己認識的人可能就是她的生母，安娜馬上跟對方聯繫比對醫院資料。終於在40幾年後第一次跟親生母親見面，她的媽媽說，當時寶寶一生下來就被抱走，她麻醉醒來後院方說是個死胎，她從來不知道女兒還活著，安娜還驚喜的發現自己有兩個兄弟，一家人終於團聚。

立法調查進度龜速 過追溯期販嬰免責

安娜靠自己追查及媒體的力量找到媽媽，已經是很幸福的了，因為一直到現在當局不管是立法或調查，始終是龜速前進。有報導顯示過去10年來有超過500個相關案件送審，大多集中在媒體大量報導後的一兩年內（2011-2012），但因為證據不足或人證過世，每年審理的案件只有個位數。就算審了，加害者也未必能受到懲罰。剛剛提到的「聖拉蒙診所」竊嬰黨，就在2012年被受害者（Ines Madrigal）告上法庭，也是西班牙民主化後第一起竊嬰訴訟案，但相關資料被院方一把火燒掉，涉案修女在被告隔年就死了。院長維拉醫師在訴訟期間多次說自己「老了不記得」，拒絶配合調查。雖然最後被檢方以偽造領養、非法監禁等罪起訴，最高法院卻在2018年表示，他雖然全部有罪，但被告提告的時間已經過了法律追訴期，所以醫師完全不用負責。

相關立法也是慢得要命，一條要求政府成立特別部門來調查竊嬰及給予受害者賠償的法案，已經修修改改70多次，搞了兩年多，現在還是草案，躺在國會某處。2019年大選後，右派勢力興起，反對的聲音更大了，看起來還要繼續躺。常常有朋友問我，極權制度有什麼不好？民主制度問題這麼多，我們為什麼不能試試看？試試看嗎？你知道我們今天報的西班牙佛朗哥，幾天前講的義大利法西斯或是德國納粹，剛開始都是說民主制度已經過時了，我們這一套更有效率更好。但總是要在被推翻後才會發現，這些強人在大家看不見的地方，藏了多少人民的骨骸。就算後來人民受夠了，他們被推翻了，此時想要為這些骨骸找一點正義，在哪個國家是容易的事？總有人說，
過去的事， 幹嘛講個不停？讓我們往前看，往前看？ 可以呀，但誰要去跟西班牙那30萬個安娜講，妳就算了嗎？誰可以去跟安娜講像妳這樣的事，我們現在學乖了，不會再發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