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經濟分工將退回冷戰時期？各國將走向保護主義，通脹在所難免？

在2016年美國總統特朗普敲響美中貿易戰鼓後，國際間的貿易壁壘逐漸浮現，在接下來的幾年來內美中對抗態勢加劇，世界各國被逼得選邊站的情況越演越烈。屋漏偏逢連夜雨，2019年末全球新冠疫情爆發，國際間各大產業的供應鏈弓中陷入混亂，不少國家經濟活動甚至一度停擺。針對世界級疫情與兩強交惡下的反思，讓保護主義思維迎來新巔峰。到了2022年，目見全球逐漸走出大流行的陰影，又爆發了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戰爭，進一步重創本已現疲態的全球化關係。世界規模最大的資產管理公司之一，美國「員萊德」（BlackRock Inc，BLK）執行長芬克向股東發布了一封信（Larry Fink），他在信中直言不諱地寫道「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的入侵戰爭終結了我們在過去30年間經歷的全球化進程」，來自華爾街的聲音，確實在一定實程度上反映出世界各國當前正經歷的一切。全球化已陷入寒冬，甚至可能進一步發生逆轉。

在理解這個問題之前，我們要先了解何謂全球化，對全人類又帶來何等影響。由於全球化描述的現象與概念太過巨大，迄今為止仍沒有一個受到所有人認同的定義存在，不過這不能阻止我們理解全球化的本質。事實上，廣義的全球化現象首度出現在19世紀中後期，不過當時人們還沒有創造相應的概念來理解這個現象。隨著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技術革新在全球範圍內傳播，電力以及石油的大規模應用，為20世紀下半葉的全球化揭開了序幕。二戰結束後的歐洲，在美國資助下迅速進入重建期，許多國際秩序也因此改變。當時眾多致力於實現貿易自由化的國際協定與組織問世，包括後來的世界貿易組織（WTO），而在國際貿易發展到一定程度時，許多地區的國家開始實施雙邊或小型多邊的貿易協定。而在上世紀90年代前後，隨著蘇聯解體，兩大集團對抗態勢煙消雲散，也讓全球化進入了新的篇章。在強權攜手發展經濟的大背景下，人們都開始感受到全球化帶來的好處。

說了這麼多，到底什麼是全球化呢？簡單來說經貿層面的全球化主要描述的便是「推倒各疆界使全球市場乃至商品一體化」的概念。在美國主導的全球化產業鏈具有明確分工的體制特性，參與方可被定立為生產國、資源國與消費國。其中美國與歐洲等西方國家作為主要消費國，向全球提供、技術與資本，而俄羅斯、中東等傳統資源強國則面向全球供給能源及原物料，勞動力豐沛的中國、印度與越南則有憑藉低勞力成本的優勢化身製造生產大國，而在整個過程中生產國創造就業需求，帶動經濟發展。消費國獲得更高性價比的產品，資源國則靠販售資源得利，達成參與方互利共贏的局面。全球化的經濟體制在和平時期對全人類而言絕對是福祉，但隨著國際局勢巨變，問題卻也一一浮現。
近年美中壁壘林立，歐洲又在俄國開戰後入後冷戰時期以來最分裂的時刻。

在美歐民主陣營日益團結的同時，過去30年間推動全球化發展的東西方強權彼此間的關係卻陷入混亂。在可預見的未來內難以恢復從前，因此越來越多人認為全球化將遭遇困難甚至倒退。事實上早在過去就有一部分學者質疑全球化只是一種假象，它的真面目其實是一種不對等的經濟與文化流動，是西方列強用於開闢新市場的口號與藉口。這牌學者認為，與其將它描述成全球化，不如稱之為「西方化」會來得更加貼切。雖然不可諱言地，帳面上仍有許多東方文化或產業逆向輸出回西方，如印度的寶萊塢或日本的遊戲產業等，但這畢竟是少數中的少數。

美歐代表的西方文化在全球化風潮下仍舊是軟實力輸出方。前面提過，貝萊特執行長芬克寫給股東的那封公開信中寫道，俄烏戰爭不僅對全球經濟造成實際上的損失，更重要的是，它扼殺了冷戰結束後建立的世界秩序。意思就是，人們過去30年來熟悉的地緣政治、宏觀經濟趨勢與資本市場世界秩序，都將在戰爭爆發後走向未知。

國際清算銀行行長(BIS)卡斯滕斯(Agustin Cartens)最近也公開警告，隨着西方和俄羅斯之間的關係惡化，以及新冠疫情之後全球化的逆轉，世界正面臨一個更高通脹和更高利率的新時代，支持「全球化而死」觀點的核心思維在於世界各國政府與大型企業，現已開始尋求將產業供應年，特別是製造環節留在國內，以保護並降低自家在全球不斷發生劇變的同時，所受到的負面衝擊。

簡單來說，過去30年人類體驗到全球化帶來的好處，建立在國與國之間遠超從前的依賴程度上，但過去幾年發生的種種，彷彿讓各國意識到身處賽局中的囚徒困境。在理想狀態下，所有國家都同意且維持開放合作，將是全人類的最大利益，但若狀況改變，在合作關係中毫無保留的國家，反而會蒙受最嚴重的風險。因此，如何在其中預先做好自保措施，使各國與各大企業正面臨的難題，而這些避險也意味着成本增加，全球化進程受到阻礙。

回顧全球新冠疫情得先鋒的2020上半年，部份走上嚴厲防疫路線的國家，暫停大型經濟活動影響而影響供貨產出。在全球化的產業結構下，一個環節出問題就影響到整條供應鏈，導致國際產業同步停擺。當時的影響仍持續至兩年後的今天，像是汽車產業至今都未能消化完訂單。當時各界已注意到上述情況，許多學者開始討論全球化倒退的觀點，牛津大學的全球化與發展學科教授。伊恩戈爾丁(Ian Goldin)就表示「過度依賴他國所帶來的風險，正是全球化的要害部位」。

確實，在一切順利發展史，國與國之間高度合作發大財，風險往往被低估，而避險的必要也常被忽略，但在貿易戰與疫情大流行突顯全球化本身的隱患後，大國們深刻認知區域局勢、世界級災難，或國家策略的改變造成蝴蝶效應的嚴重性。牛津教授戈爾丁進一步指出，全球化的風險並非在疫情爆發後才出現。

事實上， 2008年美國次貸風暴引發全球金融海嘯早已史有前例，這個在過去30年間造福人類的經濟體制。其實遠比人們想像的還要脆弱，在帶來益處的同時也伴隨巨大風險。以美國而言，近年地緣政治局勢動盪，與新冠疫情雙重衝擊下，越來越多企業的生產線佈局，不再僅著眼於眼前的經濟效益，而更願意在韌性上投注成本，二前任總統特朗普、現任總統拜登都奉行了「戰略企業回流」策略，要求將晶片、醫療用品等關乎戰略安全的生產線回流美國本土。即使這意味着更高的成本，與較低的效益也在所不惜。

無論國際關係能否走回疫情與戰爭前的水準，全球化已逐漸遠離峰值是板上鐵釘的事實。在俄羅斯被西方民主國家封鎖的當前，資本、生產線到市場都會出現更多脫鈎的情況。戰爭結束後，全球經濟分工，是否會退回至冷戰時期的水準目前還說不準，但各國勢必得跟過去數十年間，全球化趨勢帶來的巨大紅利圖片。在此後的日子裡，飛漲的成本相對一般人帶來何等影響，時間會告訴我們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