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析奧斯卡獎-威爾史密斯巴掌事件：語言暴力與肢體暴力，誰該負責？女人光頭為何好笑？ 黑人為何挺威爾史密斯？地獄梗有意義嗎？笑話的政治學與心理學/ 超級歪電影院EP20

等等，我們不是早在周星馳的少林足球裡看過一樣的段子了嗎？「你怎麼弄得跟個外星人一樣？」「我不會剪頭髮，提供了比較快一點。」「你來這幹什麼？」「我想幫你們比賽啊。」「你怎麼幫？你快點回火星吧，地球是很危險的。」在周星馳跟Chris Rock的例子裡，我們看到了女性光頭要麼是被當成外星人，不然就是女大兵。如果今天是Will Smith重病而剃光頭，大概就不會被寫成笑話，光頭男在好萊塢一直都是被打造成陽剛帥氣的形象。因此我們要問的是爲何男人光頭是打造陽光神話，女人光頭卻是個笑話？

讓我們從一個相反的案例開始。在19世紀末，中國清朝第一批留洋的學生就曾因爲長頭髮而被美國人笑是「豬尾巴」(Pigtail)。如果19世紀有脫口秀的話，漢人的想法就會變成一個段子。事實上在1930年，美國範伯倫工作室還真的製作了一部笑中國人頭髮的動畫，叫做Laundry blues。影片裡中國人的頭髮都像豬尾巴一樣，還搭配著奇怪的「中國腔」。這部動畫後來還拍了續集Chop Suey(什錦雜炒)。華人的髮型之所以變成嘲笑的對象，是因爲它不符合社會期待的性別規範。在西方，毛髮自古就是維繫性別二元區分的象徵；保羅在聖經裡就曾經說過：男人有長髮就是不合本性的羞辱，女人有長髮卻是一種榮耀。長髮變成強加在女性身上的性別象徵，但同時女生卻又不能有鬍子或是腿毛，反而是男生必須保留鬍子跟腿毛。透過這種毛髮的配置，社會建立了一套分類系統來維繫性別區分。所以在1968年，美國女性主義者就曾經發起一場運動，把所有強加在女性身上的陰性象徵都丟到垃圾桶裡。像是髮夾、假睫毛、假長髮。如果沒有這一套毛髮的性別分類系統，19世紀的中國人跟當今的Jada就不會變成笑點。

但Jada不只是女人，還是個黑人，她所罹患的脫髮病常常發生在黑人女性身上，這也是爲什麼事件爆發後，黑人女性社群普遍支持Will Smith。因爲黑人女性的頭髮在美國有很複雜的歷史，她們從小就被教育：如果你的頭髮越像白人女性，你就越能在社會上立足。因此黑人女性常常把頭髮燙直，希望符合社會期待的白人審美觀，長期傷害頭髮的結果就是黑人女性更容易罹患脫髮病。所以看似簡單的生理疾病，背後隱藏的是種族壓迫的問題。這種對黑人女性頭髮的壓迫，甚至是被制度認可的。1981年，一名黑人女空服員對美國航空提告，因爲公司不允許他綁玉米辮子頭，而要求他上班時把頭髮綁成髮髻。這名空服員認爲這是對黑人女性的種族歧視，因爲玉米辮子頭在黑人社群中有長久歷史，是他們文化認同的一部分，要求改變髮型幾乎等於斬斷文化的根。但是美國法院卻駁回說航空公司沒有叫你剪掉頭髮，只是說上班時間把頭髮綁起來，你下班後還是可以迴歸你想要的髮型，所以這項規定並沒有侵犯到你們的傳統，這個判例讓美國對黑人女性發型的歧視變成了制度認可的歧視。

至今美國許多學校都常常發生黑人女學生頭髮不合「髮」紀的爭議。1996年，巴西的一位喜劇演員Tiririca雖然都做了一首歌「瞧她的頭髮」描述黑人女性的髮型有多可笑。

Veja veja veja veja os cabelos dela. 看，看，看她的頭髮。
Parece bom-bril, de ariá panela. 它看起來像一個清洗鍋子的擦洗墊。
Eu já mandei ela se lavar. 我已經告訴她要洗一下自己。
Mas ela teimou, e não quis me escutar. 但她堅持，不想聽我話。
Essa nega fede, fede de lascar. 這個臭氣熏天的黑人。
Bicha fedorenta, fede mais que gambá. 臭氣熏天的動物，比臭鼬還難聞。

這首被當成笑柄的歌發佈後，當然讓巴西的黑人女性覺得一點都不好笑，並且一狀告上法院，結果在2012年巴西法院判決發行這首歌的索尼音樂要賠償65萬美金。從這些案例中，我們發現黑人女性的頭髮已經成了性別跟種族政治的交匯點。黑人女性有頭髮也不行，沒頭髮也不行；有頭髮時不能夠選擇自己文化傳統的髮型，而被社會要求要像白人女性；沒頭髮時則會被脫口秀演員當成笑柄，反而男人光頭可以成爲好萊塢巨星。這就是爲什麼當黑人女性取得一定社會地位時，會刻意不在頭髮上妥協，像是美國黑人法官Ketanji Brown Jackson在美國最高法院聽證時，就刻意頂著黑人姐妹鎖髮型(Sisterlocks)出席。同樣的，Jada Pinkett Smith也大可戴假髮出席，來迎合主流審美觀，但她卻選擇呈現自己光頭的樣子。因爲這項選擇本身就是一種性別與種族的政治行動，但弔詭的是當今維繫性別、種族不平等框架的主流媒體就是好萊塢，好萊塢先製造了白人女性理想形象的神話。當有人不符合這個理想形象時，再來製造笑話。等等，但這樣的分析不會太政治正確了嗎？所以以後都不能開種族性別的玩笑了嗎？這就帶我們進到了更深一層的問題，到底笑話的本質是什麼？還有喜劇效果到底從何而來？讓我們從豆豆先生 Rowan Atkinson的一個經典橋段開始，扮演惡魔的 Rowan Atkinson正在幫剛到地獄的人分組。

Now, muderers? Murderers ovewr here, please. 現在，殺人犯？殺人犯在這裡，請。
Looters and Pillagers over here. 搶劫者和掠奪者在這裡。
Thieves, if you could join them, 小偷，你加入他們這好嗎？
and lawyers, you’re in that lot too. 律師們，你們也在這批人裡面。
The French, are you here? 法國人，你們在這嗎？

在這個橋段裡，在觀眾意料之處出現了出乎意料的東西。我以爲會出現壞人的地獄裡，竟然出現了律師跟法國人。而且這個出乎意料的東西揭露了被文明掩飾的無意識慾望，高社會階層的無良律師，還有高傲的法國人都是該下地獄的東西。弗洛伊德就認爲喜劇效果就是源自這種顛覆既有權威所建立的秩序。因爲當笑話顛覆秩序時，人的無意識慾望就可以從社會壓抑中得到解放，短暫的疏導一下心理能量。

So this next piece of material is fairly simple. 所以接下來的笑話很簡單。
It’s just a list of people who ought to be killed. 是一份看誰該死的清單。

這就是爲什麼當我們聽到別人口誤時會覺得很好笑。因爲意識沒有預料到，而且還更接近慾望的真相。在一個扮演老師的點名橋段中，Rowan Atkinson更經典的體現了弗洛伊德的概念。

Answer your name. Anus? Arsebandit? Bottom? Clitoris?
被叫名字請回答：肛？甲？屁？痘？
Where are you, Clitoris?
你在哪裡？痘痘？

原本在教室的課堂秩序，老師的權威被聽起來像性器官的名字給打亂了。如果笑話的本質就是愉悅，挑戰某個社會框架來揭露它的運作邏輯，而社會又是由有權威的人跟服從權威的人組成的，那麼笑話中得到的爽感就必然是來自取笑他人。所以弗洛伊德發現幾乎不存在完全政治正確的笑話，問題只是這個笑話冒犯的對象是誰，還有冒犯的程度到哪而已。

Spiderman: No way home (2021).
So naturally we're curious as to how your web situation works.
我們自然很好奇你是怎麼射出蜘蛛網的。
Like does it just come out of your wrists or…
是只從手腕射出？
does it come out of anywhere else？
還是也會從其他地方射出？

在剛剛舉的例子裡，被顛覆的對象都是權威，而不是弱勢。正是這點讓人們認爲這類的笑話更高端，因爲權威者擁有的權力越大，笑話對他們的冒犯就必須越大。像是古希臘喜劇作家Aristophanes就專門嘲笑雅典政治人物，他的政治不正確言論甚至威脅到雅典的城邦形象，但卻被後世的人視爲喜劇之父。因爲他的段子揭露了社會中的權力關係，相反的，如果笑話冒犯的對象是沒有權利的弱勢者，這種笑話就會變成了地獄梗。而地獄梗的接受程度因人而異，正是這點讓脫口秀演員一直在挑戰社會的限度，因爲地獄梗的正當性涉及的其實是講者跟聽者的社會關係。

歷史學家就驚訝的發現，在二戰期間，集中營裡的猶太人其實很喜歡互相開地獄梗，例如有一位猶太人看到自己的朋友也被納粹剪光頭了，就對他說，哇我這輩子還沒做過免費禮法呢。當場對朋友哈哈大笑，在這個例子中幽默變成了猶太人超越絕望的可能性。正是這些一同經歷過地獄的人可以互相開地獄梗。美國文學作家Wylie Sypher就認爲，喜劇的意義正在於：當我們發覺這不是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一個時，喜劇能讓我們面對現實中無法克服的缺憾。因爲能夠嘲笑邪惡和錯誤，意味著我們已經超越了邪惡和錯誤。

所以脫口秀演員不是不能講地獄梗，而是要能讓經歷過地獄的人認出這是一個梗。例如這個知名的梗圖就是拿病人開玩笑。醫生我還剩多少時間？10。10個月？9。但如果講了政治不正確的笑話而傷了人，到底是誰的問題？是喜劇演員太超過濫用言論自由？還是被笑的人不懂幽默，開不起玩笑？佛洛伊德的答案是兩個都不是，要理清笑話的責任問題，就必須先回答笑話的本體到底在哪裡。我們以爲笑話事先存在講者的腦子裡，然後再講給觀眾聽，但弗洛伊德認爲真正的本體論順序是：當觀眾對一句話發笑時，這句話才變成一個笑話。

如果笑話沒有讓觀眾產生共鳴，那麼他根本不構成一個笑話。所以觀眾既是笑話實現的阻礙，又同時是笑話實現的可能性。決定笑話存不存在的人，是聽笑話的人，而不是講笑話的人。因爲我們不能笑自己的笑話，笑話是要讓別人笑的。所以笑話有很特殊的時間結構，原因發生在結果的後面；講者說話時笑話還不存在，觀眾發笑時他才開始存在。這就導向了一個很重要的結論：政治笑話的責任歸屬不只是講笑話的人跟被笑話的人兩人的事，更涉及到讓笑話存在在這個世界上的觀眾們，對立的雙方背後隱藏著更關鍵的第三方。如果當Chris Rock講光頭笑話時，台下鴉雀無聲，那出醜的就會是他，因爲他的話根本不構成一個笑話。但是當在場的人都笑出來時，聽眾的笑聲就肯認了他講的是個笑話，而正是在這瞬間Jada才成了一個笑柄。笑話的本體論因此就轉向了笑話的倫理學。當我們決定一起發出笑聲或是不發出笑聲時，就是在一同參與或是拒絕創造某個新的笑點到這個世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