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40%工作毫無意義，明明科技已進步人類工時卻沒有減少...

除此之外，凱恩斯也是精明的股市玩家，在股市上他戰無不勝。然而，他對世紀末工時的這份預言卻失了準頭。20世紀已經結束， 21世紀也過了20多年，大部份國家的每周工時應維持在40個小時左右。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 ）統計，就算是疫情橫行的2020年，在許多國家封城、部份行業裁員、許多人在家工作的情況下，新加坡每周平均工時型高達47小時，排名全球第一。台灣每周工時平均為42小時，美國則是36小時。整體來說，亞洲地區工時較長。而工時少的國家則幾乎集中在歐洲，如丹麥、英國、挪威。德國質拔得頭籌，平均每周只有27小時，是全球工時最低國家。不過這距離凱恩斯每周15小時的預言，仍有一大段差距需要努力。

科技的確跳躍性地進展了，也有越來越多發明能幫助人們工作得更多、更好。然而，人們的工時卻沒有顯著的降低，為什麼呢？對此，人類學者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在其著作《Bullshit Jobs》中曾提出看法。他指出，其實這世界有超過40%的工作沒有意義。格雷伯是知名的人類學家及社會運動倡議者，他的父母都是工人階級。他曾在馬達加斯加進行了為期20個月的民族誌研究和田野調查，並在完成博士學位後獲聘為耶魯大學助教。然而，他因支持罷課學生的政治立場，而受到學校解聘。

不過，他最為知名的事蹟應是2011年的佔領華爾街運動。他和一千名示威民眾進入華爾街，以佔領的行動反抗大公司的貪婪所造成的社會的不平等。這場運動並沒有特定的發起人，不過格雷伯的口號「我們就是那99%的人！」成為運動中廣泛使用和凝聚意識的代表性宣言。

《狗屁工作》這本書則是格雷伯有一轟動全球的論述。他在全書總共七章中，精闢地址出了狗屁工作的五大類型、做一份狗屁工作會遭受到的「精神暴力」，以及最重要的是：狗屁工作為何會大量產生？對於這樣的處境，我們還可以做那些事情？

首先，構成狗屁工作的先決條件是「你心知肚明這份工作是狗屁」，比如你常常假裝自己又再做事，工作的內容就是「假裝工作」。建議你比其他人更清楚，即使這份工作消失，也不會有人的生活受到影響。

格雷伯將狗屁工作分為五大類型。

第一類、幫閑。這裏工作是為了滿足人的虛榮心而存在的，如電梯服務員，或為突顯公司地位與禮儀的櫃檯門面。

第二類、打手。這裏工作透過哄騙和誘惑，增加人們不必要的商品服務需求，如電話銷售。這個人常抱怨自己的工作不但對他有沒有幫助，反而造成困擾。也包括因為其他公司有聘人，所以自己公司也跟進的職務內容，如公司裏的法律顧問。

第三類則是打勾人，負責「檢查」事項是否如實辦完，但本身並沒有任何生產意義。比如有些大學發明一堆量化方法來評估績效，結果大學教授花許多時間寫文件、自我評估，反而越來越少時間可以教書與研究。

第四類是補漏人，這是由於不解決根本問題，而必須不斷修補原本不會存在問題的職務，如客服人員。這個人沒有行政權，所以並無法解決實質問題，只能「轉達」或成為客戶的出氣筒。

第五類、任務大師。如許多主管階級，他們主要任務是監督下屬，或者負責想出任務讓公司更忙碌運作。

做着這五類狗屁工作的人，大多坐在辦公室裏，他們收入高，然而工作卻沒有意義。但因社會地位高，或因被視為「涼缺」而令人羨慕，許多人搶破了頭。格雷伯收到好多做着這類工作的人的自我審視，表示他們往往會感到一種難以言說的消磨，感覺自己在「詐騙」。他直稱為「這是一種深刻的心理暴力」。每天定時到公司報道，為被指派到的任務瞎忙，卻無法從中感到價值和成就感。而且他們心知肚明，只是為了薪水配合演出。每天需要某種程度上的欺騙自己。

「狗屁工作」現象之所以值得注意的原因，除了是因為浪費社會資源外，最恐怖的是這些工作否定了基本人性，因此會逐漸消磨一個人的生存意志。同時，這是一種結構性的消耗，使社會失去創造性和活力。厭世、躺平、費和空虛感成為城市人普遍性的感受。

他也指出「金融業」就是狗屁工作的最佳典範。在1980年代，資本主義轉向金融資本主義，透過購買和出售貨幣金融商品如股票、債券等，從中獲利並得到主導地位。在此時期，行政工作和金融的「辦公室」白領工作皆大幅度增加。在金融資本主義盛行的環境下，只要買、賣之間就有高壓獲利進帳，卻沒有任何實際產出。而真正投入於耕種、蓋房子、製作衣服、醫病、教育等實際對人和社會有貢獻的人，則沒有增加收入。

那些多餘的錢都用來創造更多的行政、辦公室職權。舉個例子，在銀行中有個工作是需要評估投資銀行的交易合法與否，然而，真正不合法的交易早就透過洗錢手段流出，所以評估總是百分之百通過。然而，這樣的報告會容易私人起義，所以有另平一日內假做數據，使報告看起來真的有找到一些問題，不要認為這樣的工作很瞎，卻是現今許多公司的常態。

至於狗屁工作為什麼會出現呢？資本主義時代創造了「公司制度」，一開始是以計算工作時間來衡量工作效率的方法，卻造成「雇主的薪水是買員工時間」的奇怪想法。所以明明一個小時就能完成的工作，員工強必須做滿八個小時，若你提早完成工作，將其他時間挪為己用，還會有心虛之感，開始自己去找些「雜事」做，此時狗屁工作就形成了。

有些主管會「善用時間」挑剔下屬的工作，或者反覆開會，增加行政程序營造出每個人都很忙，很努力工作的樣貌。這種以「時間」衡量「行動」的方式是本末倒置的，為求量化，反而是工作效率低下。

人類學家伊凡•普理查爵士（Evans Pritchard）研究非洲的努爾人（Nuer），觀察到他們對時間的認識是生態性的。他們的時間觀與事件相連，如煮一鍋飯的時間描述時間長短、去水田插秧的時刻表示一天中的特定時段、某個人死亡的事件則可以回憶歷史時刻。他們並沒有單純的年、月、小時用法，這是以「行動」衡量「時間」的價值觀，恰與資本主義相反。

資本主義下的工作文化、社會結構彷彿「倒退」了，退回中世紀的封建制度，上層階級從人民手中搜刮了大筆財富與土地，再分封、分配薪水給下層的主管、職員等。喊着人人平等的現代社會，不過是以薪水分類層層階級的新封建制度，這也是最適合「統治」的社會結構。當下層的人忙碌於工作，便無力引起動亂。以前的蘇聯，為了實現完全就業，配給每個人工作，結果變成「買條麵包得經過三個工人」的社會現象。就這層面來看，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其實創造了類似的工作結構。

那麼我們要如何逃脫狗屁工作的文化呢？格雷伯認為，我們必須重新審視每一份工作的價值。舉例來說，清潔員的工作能使環境免於髒亂，但他們卻得到遠低於貢獻的新知。銀行家對社會環境的具體貢獻並無太多，而他們卻能得到不符合比例的高薪，像避險基金經理人、法務律師、企業營銷公關等，前述這些都是所得與工作價值容易不成比例的例子。對比清潔員、醫護人員、公車司機、超市員工、消防員或老師來說，後者的消失將對我們的生活造成各種層面的影響。但避險基金經理人的消失，對多數人來說卻不痛不癢。不過，藝術家、導演、畫家等，雖創造的不是民生必須用品，卻能使生活變得有趣，這是難以衡量價值，卻實際有創造心靈意義的工作，因此不屬於狗屁工作的一環。

願意重新衡量工作價值談何容易？狗屁工作真的可能消失嗎？要打掉長年以來社會結構性的問題並不容易，其中還牽涉到產業鏈、政治策略、社會動亂等層層因素。也許炫耀性的消費、儀式性的工作原本就是人性的一部份，難以完全跟隨。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何明修在導讀中指出：「只要有社會不平等，意識性的狗屁工作就很可能永遠無法跟隨，這是炫耀性消費的一部份，其目的就是彰顯某些人屬於高等人」。

不過就算狗屁工作無法根除，但仍可以透過更理性化的管理提出減緩的方法，「減少」狗屁工作泛濫的現象。格雷伯認為在個人實踐上，要保持「誠實勞動」的信念，即在可能的情況下追求符合個人天性的工作，以避免落入狗屁工作的傷害。在社會結構正常，推動全文基本收入或許會是一個方向，當基本生活條件受到保障的情況下，個人才有較多機會選擇「什麼樣的工作對我來說是有價值的？」。此時，逃脫狗屁工作的誘惑與困境便成為可能。

好了，這集的窮奢就到這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