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海道城丸君事件 | X調查

在札幌市豐平區，有着這樣一戶人家。他們家境富裕，在當地社區小有名氣，一家有五口人，男主人名叫城丸隆，54歲，是兩間公司的代表董事，同時還是某官員的秘書。女主人名叫城丸真智子，是一名家庭主婦。夫妻倆有三個孩子，大女兒13歲，二兒子城丸秀秋，12歲，念小學六年級，小兒子，城丸秀德，9歲，念小學四年級，他便是人們後來所說的城丸君。

年初的北海道正值冬季，天空中下着鵝毛大雪，到處都是冰天雪地。母親真知子在家中陪伴着三個孩子，然而誰也不會想到，接下來在這個家庭身上，發生了一件不可思議的事。

1984年1月10日，這天是個星期二，札幌是下着大雪，寒風呼嘯而過，街道上都是雪堆。這天城丸一家，父親早早地去上班了，家中母親和三個孩子在吃早餐。上午9:30，一陣急促的電話鈴聲響起，小兒子城丸君距離電話最近，他順手接起了電話，只聽他說道：「好的，好的。」之後城丸君掛斷了電話。一旁的母親對此感到有些奇怪，就向城丸君問道：「電話是誰打來的？」城丸君表示他有一位名叫渡邊的朋友，她母親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借用了自己一樣東西。現在渡邊的母親準備離開札幌市去函館，臨走時，她想把東西還給自己，所以現在要出去一趟。城丸君一邊向母親解釋，一邊來到了玄關處，穿起了靴子準備出門。

此時屋外寒風刺骨，氣溫很低。母親擔心兒子出去會凍傷，便從屋裏拿出一件套頭衫，讓他穿上。上午9:35，城丸君獨自離開了家，出門後，母親真智子才意識到，自己之前好像從來沒有聽兒子說起過叫渡邊的人。於是便詢問家中的大女兒以及二兒子秀秋。然而兩人表示，他們也沒有聽說過渡邊。母親認為，如果渡邊的母親向城丸君借了東西，應該主動上門歸還，而不是讓他冒着嚴寒去取。想到這，母親開始擔心了起來，他講緊囑咐城丸君的哥哥，12歲的秀秋，陪弟弟一起去。

城丸君才離開不到1分鐘，哥哥秀秋講緊穿好衣服出門追了出去。我們來看地圖：這裏是城丸君的家，門前是一個丁字路口，由於長時間的降雪，積雪被數到了道路兩側，但路上依舊很滑。哥哥秀秋患有近視，出門的時候有些匆忙沒有戴眼鏡。離家後，哥哥隱約看到城丸君沿着家往右側的道路行走，之後城丸君到達了一個十字路口，接着，哥哥就看見城丸君在十字路口左轉。此時的哥哥，本想回去取眼鏡，但又怕弟弟走遠了自己追不上，因此索性不再考慮眼鏡的問題，而是想辦法跟了上去。由於雪天路滑，他無法走得很快，沒多久哥哥就來到了剛才那個十字路口，他朝着弟弟走的方向望去，卻怎麼也看不到弟弟的身影了。

這天陽光格外強烈，被雪折射的光，令哥哥感到格外刺眼，接着，他沿着城丸君剛才的方向繼續行走，他一邊走一邊呼喊着弟弟的名字，走了沒多久後，他來到了一棟名為二樂莊的公寓樓前，在附近還有一棟房屋，上面寫着「渡邊」字樣的門牌，哥哥覺得弟弟可能就在裏面，出於禮貌他沒有敲門，而是在門外等待弟弟城丸君出來。此時天上還下着雪，寒風刺骨，哥哥等了一段時間後，還是沒有等到城丸君出來，由於自己實在太冷，哥哥匆匆返回了家中，並把剛才的情況告訴了母親。聽完哥哥的描述後，母親越發覺得擔心，於是便在哥哥的帶領下一起前往了渡邊家。

時間來到了上午10:10，母親和哥哥已經來到了渡邊家門外，出於禮貌兩人沒有敲門，而是在屋外等了20分鐘，見城丸君還沒有出來，母親實在忍不住了，便上前敲了敲門，只見一名高中生模樣的女子打開了門。母親趕緊說明了來意，然而對方竟然表示，這天沒有小男孩來過家中，她也不認識城丸君。女子表示這天家裏就她一個人，父母一早就出門工作去了，現在還沒有回來。因此不可能使用過家中電話。在了解情況後，母親真智子和兒子秀秋便離開了渡邊家，繼續嘗試在附近的街道上尋找，但始終都找不到城丸君。

中午12點，兩人尋找無果後，返回家中母親真智子立刻打電話給丈夫，把城丸君走失的事情告訴了他。得知兒子失蹤後，54歲的城丸隆，立刻放下工作趕回家中，半小時後夫妻兩人前往了豐平警局，報告了兒子的失蹤。警方接報後，隨即派出警力前往城丸君失蹤的街道進行搜索。一位目擊者表示，這天上午他曾看見一名男孩，前往了二樂莊公寓2樓。二樂莊公寓就在渡邊家隔壁。得到線索後，調查人員便來到了二樂莊公寓2樓，在201室裡，住着一位女子，她名叫工藤加壽子，29歲，是一位單親母親，目前她和兩歲的女兒住在這裏。工藤加壽子向警方表示，這天上午10點左右，她在公寓走廊上，停留過一段時間，大約過了5分鐘，有一名8、9歲的小男孩出現在她眼前，並向她詢問：「渡邊家在哪裡？」工藤加壽子告訴小男孩，渡邊家就在隔壁，小男孩說了聲謝謝便轉身離開。之後加壽子便回到了公寓裏，至於小男孩接下來去了哪裏就不得而知了。

根據工藤加壽子提供的線索，警方來到了隔壁渡邊家進行詢問，開門的是一名高中生模樣女子，面對警方的詢問，她表示在上午的時候，小男孩的家人已經來她的家裏進行過詢問，但她確實沒有見過男孩來敲門。經同意後警方對渡邊家進行了搜索，然而城丸君並不在房子裏。家裏一切看起來都很平常，沒有找到可疑之處。

城丸君家境富裕，父親作為兩家公司董事，收入不菲。像這樣不知原因地突然失蹤，警方推測有人會來索要贖金。為了不打草驚蛇，警方沒有進行大規模搜查，而是靜靜地等待嫌犯打來電話。然而隨着時間一天天的過去，終究沒能等來電話。九歲的城丸君，彷彿人間蒸發了一般，消失得無影無蹤。

事件發生的四天後，警方將此案轉為公開調查，希望得到民眾的幫忙。調查人員再次沿着城丸君走失的街道，一家一戶地排查。與此同時警方也調查了渡邊家的電話通話記錄，結果顯示，在城丸君失蹤當天的上午九點至十點之間，渡邊家沒有打出過任何電話。住在渡邊家隔壁二樂莊公寓201的單親母親，工藤加壽子是最後一個見過城丸君的人，之後便沒有其他目擊報告。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城丸君的家人，工藤加壽子也說過城丸君會去渡邊家。因此警方認為或許她與城丸君的失蹤有關。

嫌疑人工藤加壽子，1955年出生在北海道浦河郡，是家中三個孩子裏最小的。中學畢業後，加壽子便背井離鄉，前往東京工作，之後又因發生了一些事，回到了家鄉。1974年，19歲的加壽子，再次前往東京上野的夜店裏工作，九年後，28歲的加壽子嫁給了一位歌舞廳老闆，之後兩人有了一個女兒。結婚一年後兩人離婚，女兒從此跟隨母親生活。城丸君失蹤那月，工藤加壽子剛與丈夫離婚，她帶着年幼的女兒，從東京回到了北海道。由於一年多前，發生的浦河沖地震，給加壽子的家鄉造成了嚴重破壞，因此她沒有返回家鄉浦河郡，而是前往了北海道最大城市札幌，並居住在豐平區的二樂莊公寓2樓。

在調查完她的背景後，警方再次來到加壽子的家中進行詢問，家中除了她，還有一位一歲左右的女孩。在經得同意後，警方對加壽子的住所進行了查看，但結果沒有找到城丸君以及可疑線索。事發當天家中的電話，也沒有撥打記錄。因此加壽子的嫌疑被暫時排除。

城丸君失蹤的16天後，這天早上一名女子來到豐平區警局，她告訴警方在城丸君失蹤當晚，曾看見工藤加壽子把一個大箱子搬到了一輛汽車上，隨後離開。得到這一重要線索後，警方再次來到了工藤加壽子的家中進行調查。沒想到此時工藤加壽子已帶着女兒搬離了二樂莊公寓，目前居住在豐平區的另一所公寓。接着警方前往了加壽子目前的住所，面對警方的詢問，工藤加壽子顯得十分冷靜。她否認最近搬過大箱子，還表示她沒有汽車，自己也不會開車。對於工藤加壽子的這番說詞，警方當然不相信，他們隨後返回了二樂莊公寓，對工藤加壽子居住過的房屋重新進行了搜查。與先前不同的是，這次還做了魯米諾測試，結果顯示公園裏沒有找到血跡反應。在這之後，警方又經過了一系列的調查，沒有找到其他有用線索，就這樣，城丸君案成為了一樁懸案。

時間來到了1987年，這是城丸君失蹤事件發生的三年後，北海道新十津川町的一處民宅突然發生火災，轉眼，火勢蔓延全屋。當地消防隊接警後很快趕到現場，此時大火已幾乎將房屋吞噬，消防員疏散了周圍的住戶開始滅火。大火被撲滅，消防員在房屋二樓發現了一名燒焦的男子，除了穀倉，房屋其它地方損毀嚴重。此時警方也趕到了現場，他們在穀倉裡找到了一個箱子，裡面放著存折、保險單，以及一些女式衣物。二樓的遇難者和歌壽美雄是房屋的男主人，這年36歲，已婚，從事農業工作，他的妻子不是別人，正是三年前城丸君案的嫌疑人—工藤加壽子。兩人在火災發生的一年前結婚，之後一直居住在這裡，對於這段婚姻，壽美雄的家人不怎麼看好，原因是壽美雄是農民，而加壽子是在東京夜店混跡過的單親母親，兩人的結局一定不會好。

對於家裡人的反對，壽美雄並不在意，他向妻子加壽子承諾婚後只需相夫教子，不必參與耗費體力的農業工作。如家人預料的一樣，兩人結婚後沒多久就發生了矛盾，工藤加壽子向丈夫提出分居，此後丈夫獨自在家中二樓居住，加壽子則帶著女兒住在一樓。加壽子經常去柏青哥店，大把大把地花錢，對待家庭毫不關心，從不做家務，有時帶著女兒外出遊玩，長達一週不回家。壽美雄這些年來做農活辛苦攢下了20,000,000日元，已經在短時間內，被加壽子消耗殆盡，不僅如此，加壽子還繼續向丈夫索要錢財，如果不給就會大吵大鬧。婚後的壽美雄身心疲憊，氣色一天比一天差，他時常向別人抱怨自己的身體可能出現了問題。有一次，壽美雄在與姐夫田中一起喝酒時，無意中抱怨道自己可能會被妻子殺害，對於壽美雄的家庭狀況，田中有所瞭解，他一直勸壽美雄早點離婚。這次，壽美雄終於聽取了姐夫的建議，決定與加壽子離婚，然而還沒等到他向妻子提出，家中就發生了一場大火。

對於這場突如其來的火災，壽美雄的家人認為可能與加壽子有關，她的目的是為了騙保。此前，壽美雄曾向姐夫田中表示自己的妻子會殺害自己，因此他們向警方報案，尋求調查事件真相。經調查，火災的起火點在二樓，加壽子向警方表示，當時二樓只有丈夫壽美雄，她和女兒一直住在一樓，因此在火災發生時得以及時逃脫。火災發生前不久，加壽子為丈夫壽美雄購買了190,000,000日元的巨額人生保，而受益人就是加壽子。事發之後，加壽子便拿著保單前往保險公司索要理賠金，但保險公司認為這場大火疑點重重，看起來並不像意外，因此保險公司拒絕支付理賠金。接著加壽子便向法院提起了訴訟，後來不知什麼原因而撤訴。

警方向壽美雄家附近的鄰居進行了詢問，有人表示，在火災發生當晚凌晨3點，看到她帶著女兒一起逃出房屋，但他發現兩人身上穿的並不是睡衣，腳上還穿著靴子，加壽子似乎還化了妝。逃離房屋後，她並沒有向最近的鄰居求救，而是來到了離家300m外的另一戶人家，並借用了電話撥打火警電話。火災發生在凌晨3點，這個時間點，大部分人都已入睡，但加壽子身上衣物整齊，還精心打扮過，種種疑點不得不讓警方對加壽子產生懷疑。法醫在壽美雄的氣管中發現了黑色炭粉，這表明火災發生時他吸入過大量煙霧，但這無法證明，這是工藤加壽子故意縱火。現場也沒有找到，人為縱火的證據，因此警方以意外火災事故結案。

時間來到了火災發生的半年後，壽美雄的姐夫田中對房屋進行了一次清掃，他在該房屋的南側，一處未被完全燒毀的穀倉裡發現了一個塑料袋，打開塑料袋後，裡面竟然有一堆燒焦的遺骸。關於妹夫壽美雄的離世，田中一直心生疑慮，田中知道加壽子與四年前的城丸君失蹤案有關，她曾是警方的重點嫌疑人，因此這些遺骸可能是城丸君的。想到這裡，田中感到不寒而慄，他立刻前往警局，向警方報告了他的發現以及推測。經法醫檢測，這堆遺骸屬於一位8歲至10歲男孩，事發時城丸君年齡9歲，符合這一條件，但當時的技術還無法確定，遺骸一定屬於城丸君。

在掌握這一重大線索後，警方重啓了城丸君失蹤案的調查。在城丸君案發生的一個月前，工藤加壽子在第一段婚姻裡欠下了一筆巨款，她與丈夫離婚後無力償還債務，為了躲債，她便帶著女兒離開東京回到北海道。後來加壽子又向工作的地方借了一筆錢，而償還這筆借款的最後日期就是城丸君失蹤當天，加壽子的一系列債務總計達到了8,300,000日元。當初警方在搜查她的住所時，還找到了一張男孩用的學習桌，和一個獅子圖案的床罩。有一位鄰居表示，他時常看到加壽子坐在家中，面對佛像禱告。城丸君家境富裕，加壽子又急需用錢，警方推測加壽子之所以帶走了城丸君，是為了之後能向他的家人索要贖金，但沒想到的是她剛把城丸君帶走，警方就找到了她，如果繼續索要贖金，風險太大，於是一不做二不休，把城丸君殺害。曾有目擊者在城丸君失蹤當天，看見加壽子從家中搬出了一個紙箱然後坐車離開。還有目擊者表示，工藤加壽子在與第二任丈夫結婚後，從外面搬來過一個紙箱，自那之後她家的農舍時常冒出黑煙，還伴隨著奇怪的異味。

城丸君事件發生的四年後，警方在掌握一定證據的情況下，將嫌疑人工藤加壽子逮捕。被捕後，她淡定地向警方表示，穀倉一直是丈夫壽美雄在打理，她基本不會去那裡，從未看到過什麼塑料袋。半年前家裡失火後，她一直在外居住沒有回家，誰都有可能把那個塑料袋放在家中。加壽子認為，田中一直看她不順眼，可能是他把東西放在了那裡，然後故意栽贓陷害她。接著警方對加壽子進行了測謊，結果並未通過。被捕三天後，警方沒有找到更多證據證明加壽子與城丸君的失蹤案有關，於是，加壽子被釋放。在這之後，加壽子帶著女兒離開了新十津川町，來到了北海道的靜內町，在那裡，她開始了人生第三段婚姻，但婚姻並沒有維持多久又結束了。

城丸君失蹤的14年後，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DNA技術已日趨成熟，這年實驗室通過DNA技術，確定在壽美雄家發現的遺骸屬於城丸君。四天後，警方以涉嫌故意殺人罪再次將工藤加壽子逮捕，審訊期間，警方共向加壽子提出了500多個問題，但對方始終都保持沉默。依照當時日本法律，故意殺人罪等重大刑事案件，有15年的訴訟時效。訴訟時效是從犯罪者結束犯罪開始計算，一旦超過15年，即使警方抓到了嫌犯，也不能通過法律程序將其定罪。如今，警方確定城丸君已經身亡，他們以故意殺人罪對工藤加壽子提出指控，此時距離15年訴訟時效，只剩下一個多月時間。2001年5月，此案在札幌高等法院開庭審理。法庭上，檢方向被告加壽子提出了400多個問題，但她始終保持沉默沒有作答。辯方律師表示，保持沉默是被告擁有的權利。

在影視劇裡，我們經常會聽到一句話「你有權保持沉默，但你所說的每一句話都將成為呈堂證供。」這句話出自美國刑事訴訟中一項法律制度，米蘭達警告也被稱為「米蘭達權利」。它的完整意思是「你有權保持沉默，但你所說的每一句話都可以在法庭上作為指控你的不利證據。審問前，你有權與律師談話。在審問過程中，你也有權讓律師在場。如果你無法承當律師費用，法庭可以為你指定一名律師。如果你決定在沒有律師在場的情況下回答問題，你也有權隨時停止回答。」1963年，美國一位名叫米蘭達的嫌疑人因涉嫌犯罪被警方逮捕，審訊期間，警方沒有告訴米蘭達這項規定，他承認了罪行。在庭審過程中，米蘭達的辯護律師認為，根據法律，米蘭達之前的供詞都是無效的，但法院還是以米蘭達的供詞為證據，宣判米蘭達罪名成立，判處20年監禁。宣判結束後，辯方上訴至美國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認為，警方在審訊米蘭達期間沒有告知他應享有的憲法權利，給他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壓力，在那樣的情況下，供詞的可信度是不被認可的，不應作為合法證據使用。1966年，最高法院以五票對四票，一票之差認為米蘭達判決無效。在這之後，這項權利就被稱為「米蘭達警告」，並被多個國家採用。

在城丸君的案件中，檢方無法確定城丸君的死因，也沒有找到足夠的直接證據可以證明此案就是被告加壽子所為，對於一系列的法庭提問，加壽子則始終保持沉默。在經過一段時間的審理後，法院作出了宣判，被告工藤加壽子故意殺人罪名不成立，當庭釋放。第二年，札幌高等法院進行了二審，結果維持了一審原判。在宣判的兩個月後，工藤加壽子認為自己因此案被羈押了928天，並向日本相關部門，提出賠償要求。半年後，札幌高等法院判決，工藤加壽子獲得經濟損失928萬日元，律師費250萬元，總計11,780,000日元。庭審結束後，有媒體對工藤加壽子進行了採訪，她說道「如果我開口說話，所有案件都會得到解決。」城丸君的家人在接受媒體的採訪時認為「被告不應該濫用保持沉默和講述事實的權利」「保持沉默是一種權利」「但（此案的)結果不能讓所有人信服」。按照日本法律，此案已經過了訴訟時效，即使之後證據確鑿，也無法將被告定罪。之所以這起案件在日本引起了很大的轟動，是因為犯罪者明明就在眼前，而你卻無法將她定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