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有可能像馬來西亞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國自1970年代末期開始了改革開放政策，包括對內改革、對外開放。對內改革從農村最先開始，實施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也就是農民向國家租土地，土地所有權仍是國家的，農民雖然只有經營管理權，但可以自行安排各項生產活動。根據雙方合約，農民上繳完相當數量的農產品後，多出來的產品全歸農民所有，也可以在自由市場出售，相比人民公社時代，大大解放和發展了農村的生產力。中國當局後來也決定進一步開放多個港口城市，並為外國投資設立了包含深圳、珠海、廈門在內的一系列經濟特區。在許多措施的助力下，中國經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在低廉的土地和勞動成本下，中國透過國際產業分工，成為世界工廠。進出口貿易蓬勃發展，這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量。根據統計，中國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人均GDP也從1978年的200美元左右躍升至2021年的約1.26萬美元，增幅達到驚人的60倍。但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這個數字高於世界人均GDP平均水準，但放在全世界各國來說，這是中段班。中國國家統計局2022年2月發表了2021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指出中國2021年人均國民總收入達到12,438美元，而按照世界銀行2020年標準測算，當人均GNI達到12,696美元時，就已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換句話說，中國距離高收入國家只有一步之遙。

有中國媒體就點出了這個問題，表示中國雖然有部分經濟指標已經接近高收入國家門檻，但中國人均GDP尚未達到高收入國家的下限標準。報導認為，雖然人均GDP和GNI的高低通常被用來反映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不過這和居民人均收入這不同的概念，所以對一個國家發展水準作出客觀評價不僅要看其人均GDP或GNI，還要看其國民生活水平，收入分配機制是否公平合理等相關指標。

而在中國經濟逐漸成長的同時，許多經濟學家都相當關注中國是否會陷入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是描述經濟發展現象的術語，指的是一個經濟體因為某種優勢，像是自然資源、人口等因素進一步實現了經濟高速增長，然後達到了中等人均收入水準。以世界銀行2020年的標準，中等收入國家的人均GNI是介於1036美元到12,535美元之間。中等收入國家又分為兩個等級，1036美元到4045美元是中等偏下，4045到12,535美元是中等偏上。可是這個經濟體卻在人均收入達到中等水平後無法擺脫這狀況，長期停留在該經濟水平，遲遲無法進入高收入經濟體行列，這就被認為是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南非、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等多個國家，就是被外界認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案例，他們近幾10年來一直被世界銀行列為中等收入經濟體，無法進入高收入的經濟體。

以馬來西亞來說，1977年就成為了中等收入經濟體，過了40多年，馬來西亞2020年人均GNI為10,570美元，還是達不到高收入經濟體的下限，也因此被認為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時間最長的經濟體之一。通常被困於中等收入水平的國家表現為: 第一，投資比例低。第二，製造業增長緩慢，產業不夠多元，僅依靠能源和廉價勞動力產品出口，缺乏高科技附加值的產業。再來是第三，勞動力市場狀況貧窮。第四，國民受教育程度較低。第五，人口老齡化，少子化嚴重，導致人力成本增加。最後是第六，收入不均內需不足。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的國家，既沒辦法在薪水上與低收入國家競爭。而在尖端技術研製方面，也沒辦法和富裕國家競爭。同時在經濟快速發展中累積的問題會集中爆發，造成貧富分化加劇，產業升級艱難，城市化進程受阻，社會矛盾凸顯等。目前認為，若該國突破了中等收入陷阱階段後期的最大值，也就是世界銀行高收入國家門檻的1.5倍，這個國家不只擺脫了中等收入陷阱，還晉升成為了富裕國家。而從1960年到2010年全世界共有101個中等收入經濟體中，其中只有15個擺脫了中等收入陷阱，包括香港、臺灣、新加坡、南韓和日本。也因為這樣，在中國經濟持續接近高收入經濟體的背景下，不少人擔心中國也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最知名的人物之一，就是被普遍認為是中國政府內敢言的改革派人士樓繼偉。樓繼偉2015年擔任中國財政部長時，在清華大學發表演說，或許因為是內部論壇，樓繼偉暢所欲言。他認為中國在未來的5年或10年內有50%以上的可能性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他並解釋說，這是因為中國太快進入老齡化社會而引起的。樓繼偉並列出了5個方面的改革措施，盼中國能藉此跨過中等收入陷阱。首先是農業改革，減少對糧食的全方位補貼，鼓勵農產品進口，這樣才可以進一步轉移農村的勞動力，彌補製造業、服務業的勞動力短缺。再來是戶籍改革，打破遷戶口的障礙，讓各地允許租房落戶，使轉移的人口真正穩定到城市裡面去。之後是在勞動關係上，不能像歐美國家，員工以區域或者行業單位進行聯合與雇主強勢的談判，要讓企業和員工個體決定增加就業的靈活性。以及土地改革，在土地交易的過程中，政府不能徵地拆遷，而應由農民自主決定。在社會保險的問題上，要劃撥國有資本，充實社保基金以適當降低社保費率，真正建立多交多得的機制。現有的社保制度比例也要做出相應調整，不然，中國將會過不去即將到來的快速老齡化。

樓繼偉最後強調到，最大的難題是去槓桿化的問題，不能再累積槓桿率，否則高槓桿爆發之時是無法收拾的。根據《法廣(RFI)》當年的報導，樓繼偉的演講在中國網路上引起不少討論，甚至激烈的爭議。從左派的觀點出發，對樓繼偉的批評不少。而對樓繼偉的支持，則來自主流經濟學界。樓繼偉在2016年11月被免去財政部長的職務，《BBC》當時報導形容這是被意外免職。

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朱雲漢也在2015年發表看法，他在臺灣媒體《天下雜誌》中表示，中國的基礎科學研究實力可觀，擁有相當完整的科研體，也有著龐大的國內市場，能培育半導體等全球寡頭壟斷的產業。再來，第4次工業革命也將為中國提供空前的機遇與挑戰。朱雲漢因此認為中國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機會與條件，比當年的韓國與臺灣還要好。

中國官方媒體部分，中國經濟學家樊綱表示，中國的收入陷阱是目前收入差距過大，到了中等收入階段，一部分人已進入高收入階層，但大多數人還是低收入階層，這時的收入差距特別明顯，甚至會繼續擴大。但考慮到整個社會發展的情況時，應該從兩方面考慮。一方面要緩解收入差距的擴大，另外一方面要考慮競爭力的保持和進一步的發展。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研究所所長蔡昉則是分析，中國在走出貧困的過程中，經濟發展主要依賴勞動力、資本、能源等因素驅動，現在中國依賴人口紅利的階段已經過去，需要找到新的經濟增長點，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雖然中國經濟持續增長，但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或許只有時間才能給我們最終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