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科學經典之作，拆解三大政治話術！不重啟核四台灣就有缺電危機？調漲基本工資就不能拼經濟？教改怎麼改都沒用？書來面對EP27 《反動的修辭》Albert O. Hirschman

這本書的作者是美國經濟學家Albert O. Hirschman，他指出過去三百年來，歐美國家發生三次大型社會變革：18世紀推動普世人權、19世紀推動全民投票權、20世紀推動社會福利。每次的社會進步都會遭遇反對的聲音，這些反動聲音都有一個特點，就是不直接反對進步價值，而是反對你把它們付諸實踐。為什麼不敢直接反對？因為抗拒進步思維，在現代社會本身就很政治不正確，所以反對派的人會說：「我同意你提出的價值觀，但是這個進步政策可能會適得其反、徒勞無功、甚至帶來更多危害。 」這三種說法就是反對派常常使用的論證方式可以套用在完全不同的社會問題上、具有很強的煽動力，所以作者就把它們稱作「反動的修辭」。

第一種反動的修辭叫做悖謬論：看起來很好、「立意良善」的改革行動，最後結果會跟目標相反。改革人士試圖把社會推往某個方向，的確可以推動，但是卻是反方向。例如當台灣的勞工團體要求政府調漲基本工資的時候，反對人力就會出來說：「我們不反對調漲基本工資，給勞工更好的生活品質，但這會影響到中小企業，對拼經濟很不利。所以你們如果要求調漲基本工資，反而會讓更多勞工失業！」這就是典型的悖謬論，認為改革反而會帶來反效果。

其實這種論述一點都不新鮮，早在19世紀英國政府要推行救濟窮人的《濟貧法》時，反對派就說：「那他們每天就領失業補助就好，就不會想工作了。這反而是鼓勵大家都要不工作，所以社會福利政策反而會製造更多窮人，幫助窮人只會讓他們變更窮！ 」

到了20世紀，悖謬論又在社會福利的論辯中出現，而且多了市場機制的新包裝。例如經濟學家Milton Friedman就出來說：「最低工資法用意良善，但卻會產生反效果，因為低薪是市場供需調節的結果。如果政府用最低薪資來干預市場，反而會產生悖謬效果。因為一但實施最低薪資，資方就要付出更多成本來聘員工，所以能聘僱的勞工變少，整體就業率反而會下降，等於會有更多人失業。 」

到了當今的21世紀，同樣的悖謬論也出現在討論全民基本收入的辯論中。反對派會說：「如果實行基本收入，人們就會不想工作了。基本收入立意良善，但結果卻會讓社會變更糟。」

這些悖謬論的說法其實都不符合歷史事實，像是經濟史學家Karl Polanyi就發現在英國通過1795年的濟貧法後(Speenhamland法案)，農業部門有最低工資補貼，這反而有助於社會安定，例如在拿破崙戰爭時英國就有穩定的糧食供應。

讓我們再多舉幾個例子。19世紀末歐洲開始實施工業意外險的時候，報紙上就有人用悖謬論來幫老闆說話，說如果有工業意外險，勞工就會故意自殘來詐領保險金，所以工業意外險反而會讓更多勞工出意外！

美國在二戰後提供育兒補助計畫(AFDC)，補助無法上班的單親媽媽養新生兒。當時反對派的人就用悖謬論說：「政府拿納稅人的錢去補助破碎的家庭，等於是鼓勵更多婦女未婚生子、鼓勵離婚。」但事實是，因為有這份補助，女人終於不用被迫待在有問題的婚姻關係裡。

或是在1970年代，美國要實施公路車速限制、綁安全帶。當時的經濟學家Sam Peltzman就出來說：「這會讓人以為開車很安全而放鬆戒備，反而更容易出現交通意外。」但實施的結果當然相反，並沒有出現更多車禍。

如果悖謬論不符合事實，為什麼人們還常常會相信呢？作者認為悖謬論只不過是把社會發展的規律給誇張化的說法。每個人在社會上行動時，本來就可能產生意外事件、出乎意料的結果。這是出自人的理性、預測能力有限，沒辦法面面俱到。而悖謬論就是抓住這點，用可能發生的意外後果，來否定改革的良善意圖。但事實上，本來就沒有人可以完全預測社會未來的走向，所以我們也不應該因此就放棄改革。相反的，進步的啟蒙精神就是認為人有能力改造社會，改善自己的生活條件。我們應該造做的是在政策實施後，偵測並矯正可能產生的副作用，而不是因為可能產生副作用就放棄改革行動。

第二種反動的修辭是無效論，顧名思義就是認為各種社會改革根本徒勞無功，表面上看似進步，但實質上最底層的社會結構並沒有被改變。

例如在台灣我們常常會聽到：「教改不管怎麼改都沒用，階級複製永遠存在！」、「多元入學只是多錢入學，還不如回到聯考制度！」這種說法雖然可以得到很多人共鳴，但如果你去看多元入學的實證研究，就會發現比起聯考，它還是更能促進階級流動一點，所以教改無效論，本身其實不符合實證數據。

這種無效論的修辭在19世紀歐洲要推動普選權的時候就常常出現。義大利的政治科學家Gaetano Mosca就說，歐洲從貴族社會轉變成民主制度，表面上好像是進步轉型，但事實上民主選舉只是讓人以為進步的障眼法，社會永遠都是統治者跟被統治者而已。

Mosca之所以會提出這種「民主無效論」，是因為他觀察到在義大利南部的鄉下地區，如果給窮人投票權，這些窮人一定會被地方勢力收買。因為窮人想要的是錢，根本不在乎要投給誰，所以選舉只是強化了統治集團的權力。因此Mosca說：「既然選出來的人也都是既得利益的統治者，那你們幹嘛要爭取有投票權？反正有投跟沒投都一樣啊。」

這種「民主無效論」我們現在聽起來好像也有點道理，但請注意，這是在一般大眾還沒有投票權的時候，用來反對普選權的說詞。這等於是直接否定了大眾可以用投票來改變社會的可能性。就好像說「反正教改後也沒用，那我們就回到聯考制度就好」。

而且這種無效論有一個問題，就是忘了把自己的效力考慮進去。因為當無效論者跟社會大眾說，改革不會有效果的時候，他們其實就是在對社會產生效果。例如當Mosca否定義大利剛出現的民主制度時，他的理論反而促成了義大利法西斯主義興起，結果反而促成了另一種效果。

再舉一個無效論的案例，在二戰後歐美國家開始轉向福利國家，有一派人就用無效論來質疑社會福利。例如美國詹森總統的福利計畫就被無效論者攻擊，說納稅人的錢不會真正幫助到窮人，而是提供工作機會給行政人員、社福機構、拿去養官僚，所以福利計畫根本無效。經濟學家George Stigler甚至認為美國的國家公共支出，其實是拿窮人的錢來補貼中產階級。例如州政府補貼高等教育經費，但是哪些有錢可以就讀大學？其實大部分都是中產階級的子女可以入學，所以納稅人的錢其實都拿去養中產階級了。

雷根總統的首席經濟顧問Martin Feldstein甚至說，其實社會福利有一大部分窮人都領不到，因為窮人更可能做沒有失業津貼的工作，或是工時太短沒資格領，或是自動離職而非被資遣，所以社會福利用意良善，但根本無效。這些無效論的說法，看似非常有說服力，但他們其實都有一個大問題，就是把話說太快、講太滿，不讓社會有學習機會、記取教訓。

但事實上，社會政策本來就有修改的空間，沒有哪項改革是一次到位的。如果人們質疑社會福利只是被官員拿去中飽私囊，我們就可以再制訂相關制度來避免這件事情發生。所以短期來看可能是無效的，但長遠來看卻可能有效。同樣的，台灣的教改短期來看看似無效，但是社會大眾可以提出修正，讓未來的教改變得更有效。所以作者認為，要反擊無效論，我們就必須保持正確的心態，就是跟歷史保持一段距離，不要急著對某項政策下定論。要等待一段時間，才能夠知道社會改革到底是成功還是白忙一場。

最後一種反動的修辭是危害論。危害論認為：改變本身是好的，但卻會引發更大的危害。劍橋大學的古典學者Cornford最先提出這種修辭技巧，先假裝在原則上同意其目標，再說「⋯⋯會帶來其他傷害，所以我還是反對。」

例如我們常常聽到這種說法：「我不是反對「同性婚姻」，但是有必要為了「同性婚姻」而摧毀傳統家庭價值嗎？ 」或是：「我不是反對「非核家園」的理念，但是必須重啟核四台灣才不會有缺電的危機。 」

這種危害論的說法，早在歐美國家盛行了200多年。例如19世紀時，英國要擴大參選權《讓成年男性也有投票權，但是因為英國一直有皇室貴族傳統，所以民主這個字在當時其實含有貶義，聽起來比較像我們今天講的民粹恐怖。當時的政治官員Robert Lowe就說「因為普選權會讓人民有權力掠奪富人的財產，但是財產權是由憲法保障的自由，所以如果實施民主政治，等於剝奪有錢人的自由。」結果英國實施了全民普選後，有錢人有被剝奪財產自由嗎？沒有。至今英國仍然是貧富差距極大的國家。

同樣的，同性婚姻通過後，台灣人的家庭價值有崩解嗎？如果核四不重啟，真的會發生他們所說的危害嗎？「不重啟核四，台灣就會沒電可用」、「不重啟核四，就沒辦法查弊案」、「不重啟核四，就是放任空污毒害台灣人。」這種危害論的修辭，其實暗藏一種邏輯，就是認為為了達成A，就一定要犧牲B。作者把這稱作「 根深蒂固的零和心態」。彷彿A(反核)跟B(供電、查弊案、減少空污)是完全不相容的。

如果我們認為只有重啟核四才能解決能源、空汙問題，等於直接放棄思考其他可能的替代方案。例如，「有什麼節能方法能減少全國用電量來應對缺電危機？」或是「為什麼需要動用到公投才能查核四弊案？」讓你不去思考替代方案恰好就是危害論者想要達到的目的，這樣一來他們的恐嚇就成功了。

有人會說，反核人士也是在宣揚一樣的「危害論」啊。他們說：「如果重啟核四，就可能有核廢料污染、核災發生，這不也是在恐嚇人民嗎？ 」如果正反雙方都使用危害論的時候，一派說：反核四會造成災難性後果；另一派說：不反核四才會造成災難性後果。這時候我們就必須回到現實檢驗他們的論據：核廢料、核災可能造成的危害，跟停用一座核電廠可能造成的危害，哪一個傷害更大？

最後作者進一步指出，我們應該要去懷疑所有危害論所宣稱的預期效果。例如，公投通過後，就一定可以重啟核四達到以核養綠嗎？並沒有，核四還是必須先通過審核，確認沒問題才能運轉。如果審核沒過，公投過了也沒有用，或是公投通過後，核四就可以馬上運轉讓台灣不缺電嗎？也沒有，正方認為要再等五年，反方認為要再等15年才能發電。核四的發電量真的可以補足台灣的缺電嗎？公投通過後，就一定能夠追查核四的弊案嗎？沒有人知道，這依舊取決於執政黨，所以即便公投過了，核四也不一定能運轉、也不能馬上發電、弊案也不一定會被揭發，擁核派所說的危害都依然會繼續存在。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應該要去質疑危害論的說法。

在介紹完三種反動的修辭後，作者也希望提醒大家，所謂的民主討論，不是你先帶著已經定型的一己之見，去說服別人。這不叫做討論，這只是「聾子的對話」，因為雙方都在警戒對方的論點可能攻擊到自己的立場。相反的，民主政治的正當性，是源自決策過程中，公民透過充分討論來形成意見。意見是透過跟別人討論慢慢形成的，不是在討論之前就決定好的，這樣才有可能讓雙方超越堅持己見的僵局，提升到超越正反雙方的新層次。正因為這個討論過程對民主決策是必要的，所以我們才必須更加小心。有些人假裝要跟你做民主討論，但事實上是要偷渡反動的修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