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宇宙來臨！科技企業統治的世界，人類還有多少自由？《數位時代的人權思辨》書來面對EP26

《網路空間屬於誰？打造數位公民權》
之前我們講過監控資本主義，是科技企業如何利用電腦、手機、家電的數位記錄來生產你的個人化數據，再賣給廣告商賺錢。一份2012年的研究指出，美國的「資料探勘產業」市值高達156,0億，有67萬的從業者。監控資本主義已經變成了龐大商機，但同時，這些科技企業卻又常常承諾用戶可以保有隱私權，像是手機可以設定「關閉定位」、「無痕模式」或是使用「匿名瀏覽器」。但是資訊科學家Latanya Sweeney 研究發現，只需要郵遞區號、性別、生日就可以辨識出87%的美國人身份。就算你把這些資訊都隱藏，數據公司還是可以使用一種叫做「計量生物學側寫」的技術。因為每個人按鍵盤的方式都不同，所以只要分析按鍵盤的模式，就可以創建出你的個人檔案。也就是說，已經沒有什麼方法可以躲過監控資本主義了。

這時候社會上就有各派的聲音出現，有一派人說：我又沒有做犯法的事，幹嘛要怕被監控？令一派人會說：人家免費給你使用軟體，你當然也必須付出個資當作代價。還有一派人會說：根據你的偏好推薦廣告給你，這樣不是很好，很方便嗎？所以這時候問題就轉變成：當社群網絡變成了販售商品的市場，不斷放送你喜歡的廣告、貼文、影片，這樣的網絡生活真的是好的生活嗎？例如交友軟體Tinder跟OkCupid，他們的母公司Match Group就是數據商。表面上用你的數據幫你找適合的對象，私底下把你的個資賣給第三方賺錢。所以你在交友軟體上可能只會遇見系統認為適合你的人，也就預先排除了認識其他人的可能性，那麼這真的是一種好的網路體驗嗎？還是只是讓用戶都活在同溫層裏取暖？

另一個更大的問題是，當網路平台被少數幾家資本企業完全壟斷時，它們也同時壟斷了社會大眾可以看到的世界，付廣告費的企業可以讓他們的網站出現在搜尋結果的第一頁，所以你搜尋到的並不是中立的結果。這些監控企業啊，有時候為了市場，甚至會做出政治審查機制。像是2014年是天安門事件的25周年，Linkedln就審查了跟天安門有關的內容，如果你的履歷上提到研究中國史、天安門事件，你的頁面就會被直接Ban掉。LinkedIn 的發言人卻出來說：「為了替在中國跟全世界會員創造價值，我們必須實施內容管制。」

或是在2017年，美國政府跟以色列政府聯手，下令臉書剷除百萬人追蹤的巴勒斯坦領導人政黨的帳戶，讓他們無法號召人群，組織行動。巴勒斯坦人的消息來源「被消失」之後，臉書上的「主流媒體」就開始宣傳巴勒斯坦人對以色列開火的新聞，讓世界各地的用戶都只能看到單方面的信息，所以這幾年很多臉書上的意見領袖一直在說要跨出「臉書同溫層」，但事實上，臉書的本質就是要打造同溫層。因為臉書的收益來自廣告觀看，只有讓用戶泡在同溫層裏，花越多時間在上面，社群媒體才能賺取更多廣告利潤，所以與其說Google 、臉書是社群媒體平台，不如說他們本質上是廣告公司。

Google在2018年的收益有84%來自廣告，Facebook 2019年收益有98%來自廣告。這些社群媒體其實助長了政治極端化，消息來源的單一化，所以研究者就認為，數位網路在過去五年來其實沒有進步，反而變得更糟。因為資訊變得更不流通，更封閉，反倒是網路剛出現，還沒被監控資本主義入侵時，資訊反而更流通。例如美國的法學教授吳修銘就提出「網路中立性」的概念。網路平台不是一個讓大家可以花錢買版面的空間，而應該維持中立，才能保障資訊自由流通，也才有公平競爭可言。

就像在民主政治中，我們會堅持一人一票，票票等值，不會讓有錢人的票更有價值，同樣的，我們應該在網路空間裏打造「數位公民權」，讓每個公民都有平等的參與權，而不是讓那些有錢下廣告的公司有更大的發言權。作者認為，我們可以再進一步追問：我們對網路空間的想像到底是什麼？如果網路空間就像都市一樣，而一座都市都被資本企業佔據，沒有中立的公共空間，那都市裏的人就等於是完全被某股力量統治。

在1960年代時，紐約市要搞都市更新，想把華盛頓廣場公園拆掉，改建高速公路。當時支持都更的人的說法就像今天支持監控資本主義的人一樣，說有高速公路就可以讓汽車駕駛更方便啊！但事實上，這只會讓有錢買車的人更方便。所以當時美國社運人士珍·雅各（Jane Jacobs）就出來寫信，上書紐約市長，反對拆除公園。珍·雅各認為，一座都市要成功繁榮，必須要創造出公共空間來容納不同社會背景的人。公園可以讓有差異性的人群互動，為城市注入多樣性跟驚喜感。珍·雅各抗爭了10年，終於讓紐約華盛頓廣場公園保留了下來，讓新世代的紐約市民可以有開放交流的公共空間。

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今天的數位網路，我們這一個世代的人對網路空間的想像，是放任資本企業為所欲為的監控，還是堅持網絡空間應該要保持中立，自由交流，就會決定下個世代的人會活在怎樣的網路空間裏。

《隱私VS.安全，國家監控假議題？》
除了企業監控以外啊，這幾年備受討論的，還有國家監控。中國政府在這幾年開發了公安大數據系統「警務雲」，可以用來監控「異議分子」、「政府追查人士」，還有社會信用評分系統，幫人民計算分數，試圖打造「和諧社會」。同時美國政府其實也在做一樣的事情。政府與數據商合作開發「預測警務科技」辨認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像是矽谷最賺錢的一間數據公司Palantir Technologies 就被稱作「美國執法機構的甜心寵兒」。所以美國跟中國在表面上看似是不同的政治體制，但在監控人民這點上卻非常相似。有些人會說：政府監控可以維持社會秩序，國家安全呀！但我們可以進一步問：國家監控真的有讓生活變得更安全嗎？

例如在2017年發生的事件，全球Windows用戶受害的「想哭蠕蟲攻擊」，就是駭客利用美國國安局的漏洞應用程式，將微軟用戶的電腦封鎖，藉此威脅要求贖金。事實上美國國安局早在五年前就發現了這個程式漏洞，但卻沒有通報微軟修正，這就是為什麼逃出美國的愛德華·史諾登會說：用「隱私」交換「安全」，其實是一個錯誤對立。因為資訊安全的前提就是資訊要有足夠的隱私。像是在現實中，我們會要求警方要有法院的搜索票，才能進到我們家裏搜索。但是在數位空間裏，我們卻允許國家隨意取用我們的資料，不需要有搜索票，這不是很奇怪嗎？所以我們就必須反思：為什麼在現實世界裏我們注重隱私權不受國家侵犯，但在網路世界裏我們卻允許國家可以侵犯隱私權？

《反企業廣告統治，打造數位自主權》
在談完數位監控的問題後，作者進一步指出，隱私權的概念，其實已經不足以理解我們當今的數位生活，因為我們不只是被監控、被觀看，而是暗中被控制我們在網路上的行為。我們被迫觀看企業想要我們看到的廣告，還說這是用數據分析出來最適合我們的商品。

這就像在20世紀時，阿爾及利亞還是法國殖民地的時候，阿爾及利亞的黑人，只能透過白人壓迫者創造出來的黑人廣告來認識自己。但是透過壓迫你的人來認識你自己，本身就是非常異化的經驗。當時的黑人再廣告裏都被白人描繪成娛樂的笑柄。同樣的，我們當今的數位生活，也只能透過企業生產出來的廣告認識自己。人類生活的多樣性，就被縮減成一種：就是購買商品的消費者，但是這不代表我們就要否定數位科技。因為被統治的人，也可以反過來利用統治者創造的工具。

例如在法國殖民阿爾及利亞時，白人殖民者引進了廣播技術來管理當地黑人，但是在反殖民的獨立戰爭爆發後，當時的哲學家法農在參戰時就發現，當黑人佔領廣播站後，廣播反而變成了比報紙更好的傳播管道，可以傳訊息給不識字的民眾。所以作者認為21世紀的一大挑戰，就是把數位監控的網路空間轉變為去中心化的自由空間，因為網路一開始出現的時候，本來就是去中心化的。直到20世紀末資料探勘的產業出現後，才被監控企業入侵。所以只有隱私權不夠，我們還必須取得「數位自主權」，也就是讓數位空間可以擺脫廣告數據商的暗中操控。擺脫監控資本主義，聽起來好像非常遙遠，但實際上現在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去中心化平台，，像是社交媒體平台Diaspora、網路平台Solid、伺服器系統Freedom Box或是開放街圖OpenStreetMap，開放街圖可以讓用戶共同協力編輯地圖，不像私人企業Google Map可以決定地圖上要顯示甚麼，所以對那些要進到災區救難的組織其實更有幫助。

另一方面，美國耶魯大學法學家Jack Balkin也指出，我們應該要把掌握我們個人資料的科技公司，當成像掌握我們個人資料的律師、醫生一樣，律師擁有客戶的機密資料、醫生擁有病人的病歷檔案，法律不會允許律師或醫生把這些資訊拿去賺錢，就算病人同意，醫生販售醫療資訊依然是違法的行為。這些法規也應該要適用在科技企業中，否則我們就無法解釋- 為甚麼我們不接受律師、醫生拿我們的資料去賺錢，卻可以接受科技企業拿我們的數據去賺錢呢？

《演算法為誰服務？程式設計的政治學》
2015年時， Google的照片應用程式出包（出錯），把一位黑人的臉自動辨識成黑猩猩（超級歪隨即配上黑人問號插圖），讓Google出馬立刻修正人臉辨識的演算法。如果你在Google上輸入黑人的姓名，網頁也會有更高機率跳出跟犯罪有關的廣告。這讓人開始懷疑，演算法是中立的嗎？還是演算法會複製現實世界裏的偏見跟不平等？

2016年的一份研究調查指出，矽谷十大科技企業當中，沒有任何一家公司僱用黑人女性，有三家公司完全沒有黑人，六家公司完全沒有女主管，而且主管階層清一色都是白人男性，所以Google設計出來的演算法跟產品- 其實反映的是美國白人男性的價值觀，例如「人工智慧可能產生意識、統治人類」的這種科技焦慮，反映的其實就是頂層白人男性的焦慮，因為只有他們每天在面對演算法、監控數據、高科技產品；一般大眾擔憂的都是下個月的房租、生活費，才沒有時間去擔心機器人會不會產生意識。

如果設計演算法、科技產品的人都是有錢的白人男性，他們設計出來的東西當然就不可能有多元性。相反地，如果程式設計師是黑人或女性，我們在用Google的時候可能會得到不同的搜尋結果。所以在2018年，就有上萬名的Google員工發起全球罷工，抗議Google公司的性別不平等與職場性騷擾問題。許多工程師開始反思，到底演算法是在為誰服務？因為有時候白人男性設計的演算法，竟然是以掠奪底層人民為目標。

像是美國大學的招生單位，會用演算法找出低收入戶、弱勢社群來投放招生廣告，因為這些底層民眾最渴望翻轉階級、向上流動，所以看到招生廣告最有可能上鉤，結果導致許多貧窮人士靠學貸去讀大學。根據統計，有超過一半的學生在四個月後退學，不僅沒拿到學位，還要背負一屁股債。簡單的說，就是有錢人設定演算法來誘拐窮人去申請負擔不起的學貸。

近年來也出現越來越多工程師反對不平等演算法的事件，例如2018年美國移民局想把工程外判給微軟公司，但是當時美國不允許美墨邊境的兒童難民入境美國，所以就有上百名微軟工程師抗議，寫了一封公開信給微軟，要求微軟公司取消與美國移民局的合約。同一年Google公司的4000名員工也集體聯署，拒絕美國軍方的委託案，要求科技企業不再為軍事單位服務。美國電腦機械協會（ACM）甚至在2018年發表倫理原則，要求工程師、設計師辨別老闆要他做的工作，是否可能造成潛在的傷害或濫用，希望用倫理價值來改造資訊科技的產業文化。

所以作者就指出：演算法在測試階段找的受試者，應該有足夠的代表性，可以反映不同的性別、階級、種族，科技企業也必須提供足夠渠道讓用戶可以回報負面經驗。這就像我們不會讓沒經過碰撞測試的新車直接上路，同樣地我們也不應該讓沒有經過多元性測試的演算法就直接上網。

《原始碼的鬥爭史 資本主義阻礙了科技？》
1953年IBM製造了世界上第一台可以大量生產的電腦，在電腦剛開始販售時，軟體是免費的。買硬體就會附贈軟體，而且用戶也可以在使用後修改軟體，提供回饋意見。當時最著名的案例，就是早期MIT的電腦實驗室，MIT學生流行一種駭客文化，喜歡透過寫程式來解決問題，而且不要求經濟回報。歷史上最早的電腦遊戲「太空戰爭」就是由當時MIT合作寫出來的。所以電腦產業剛出現時，是硬體製造商跟用戶社群一同開發軟體。

但隨著個人電腦的銷售量越來越多，硬體變得越來越便宜、越來越易取得時，IBM就在1969年開始把硬體跟軟體分開售賣，開始出現獨立販售的「專有軟體」，原本可以給用戶取用的開放原始碼，被改成了不讓用戶知道的商業機密。專有軟體的出現，完全改變了整個程式設計圈。程式設計不再是以用戶利益為主，而變成了為企業的利益服務。

從1970年代開始，開放原始碼的軟體就變得越來越少。1976年，專有軟體的大力支持者比爾蓋茲寫了一封公開信給工程師社群說：硬體要付費，但是軟體卻要共享，那誰還會在乎軟體工程師有沒有拿到報酬？誰會願意花三年寫程式、抓錯誤，結果卻要免費分享？這種行為根本就是偷竊！（超級歪配上漢堡神偷gif）而這一年也是美國開始實施新版著作權法的時候。最後在1979年，主流作業系統Unix開下最後一槍，改變授權協定內容：禁止用戶讀取、更改原始碼。軟體著作財產權的想法在業界變成主流，但是很快地，工程師社群裏就出現了爭議。美國工程師Richard Stallman跟朋友一起設計程式，結果朋友竟然把共同開發的軟體賣給私人企業，導致他寫的程式受到著作權法限制，他不能再改寫自己創造的程式- 我自己創造出來的產物，我卻不能使用，而且還反過來限制我。這種經驗就是馬克思所說的「異化勞動」。

原本網路世界的駭客文化推崇的是集體合作寫程式來促進科技進步，但是資本主義為了企業利潤，竟然用法律禁止工程師取得原始碼，禁止他們把程式設計的更好。Richard Stallman一怒之下就發起了「自由軟體運動」，自由的意思是要讓軟體變得更好，讓每個工程師都有改寫軟體的自由。因為集體研發可以為用戶製造更有效率、更好的軟體，而不是讓軟體被私人企業所擁有。所以Stallman就自己創造了一個新的系統：GNU，找律師設置一套自由軟體的法律，叫做「通用公眾授權條款」（GPL），所有使用者都可以自由分享、更改程式的版本，但是如果你要取用GNU寫出來的程式嗎，你就必須遵守這個條款，把你寫出來的程式原始碼開放給公眾。

所以原始碼就像是一種「數位共有財產」，資本企業的著作權copyright會寫上「保留一切權利」(All Rights Reserved)，但是自由軟體的著作權是copyleft (All Wrongs Reserved)：要「扭轉一切權利」。

以往的經濟學都認為人性自利，像是國高中公民課常常會提到「共有財的悲歌」，認為如果草地是公共的，那大家就會帶牛來吃草，只顧及自己的利益造成過度放牧，最後就沒有草地了。最好的解決方法就是把土地私有化，每個人就會為了自己的利益而照顧好土地，所以私有財產權可以提高經濟效率，就是比爾蓋茨支持的觀點。

但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Elinor Ostrom就發現，其實人類社群會自己想出創新的方式來集體管理共享資源。資本企業認為如果開放原始碼讓人人可以取得，那就沒有人會想付出啦。大家都只會坐享其成，就會出現「共有財的悲歌」。但事實上「自由軟體運動」發展至今的結果卻完全相反，因為每個使用者遇到的問題都不一樣，所以當原始碼是開放的時候，每個人都可以回報問題，修改不足的地方，反而會讓程式變得更完美。

許多業界人士也都承認Linux系統性能比Windows更好，工程師社群甚至發現了一個法則：有越多人看的原始碼，它的問題就會越快被找出來、越快被解決，這叫做「林納斯定律」（Linus' Law）。換句話說，最好的debug方式就是保持透明開放，相比之下，封閉原始碼的「專用軟體」反而是又貴、又沒效率，常常要聘請專家來抓Bug檢查程式漏洞會不會被駭客入侵。更危險的是，封閉原始碼可以讓企業躲避法律責任，做出傷害社會的事情，還不被發現。例如福斯汽車就在2015年被抓到在測試汽車氣體排放時使用作弊軟體，所以可以躲過環境法規，而這些作弊軟體都是受到著作權保護的商業機密，所以沒有人知道程式碼內容到底是甚麼。

原本資本主義宣稱自己是最有效率的經濟體制，但是軟體開發的歷史卻讓我們看見，資本企業為了利潤跟競爭，寧可使用更沒效率、甚至可能傷害社會的封閉原始碼，阻礙了程式設計師可以用更有創意的合作方式解決軟體，也阻礙了資訊時代的繁榮。

《扭轉一切權利！數位時代的未來》
在這支影片裏我們介紹了五個數位時代的關鍵問題，科技企業的網路壟斷、國家監控、監控資本主義、不平等的演算法、軟體著作權爭議，作者也對這些問題提出了各種可能的出路- 數位公民權、數位自主權還有數位共有財，當今的科技社群也有許多律師、工程師、駭客正在實踐這些理念，如果你想知道更多關於數位科技的熱門議題，非常推薦你閱讀這一本《數位時代的人權思辨》，一起思考，如何把為少數人服務的數位科技轉變成促進社會繁榮的力量。

「我希望這本書可以讓你-- 慷慨而願意思考的讀者們-- 鼓起勇氣， 拾起這個挑戰，利用數位科技作為改變事情的工具，讓權力遠離少數人，讓權力歸於眾人。」- Lizzie O' Sh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