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教育出了哪些問題？教育翻轉階級是當代神話？學校的起源不是教育？文憑主義源自貧富差距？ 【歪歪看世界EP1:當代教育出了哪些問題？】

讓我們先從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出發：我們為什麼要去學校上學、受教育？有人會說：當然是讓老師傳遞知識給學生，但這只能算教育的功能，而不是本質，當今社會只要上網就能找到各種資源、專家演講、一系列的教學影片，那麼我們為什麼還要受國民義務教育呢？如果要知道學校教育的本質是什麼，就必須去看近代國家的義務教育是怎麼出現的。

在18世紀以前的歐洲，教會才是主要傳遞知識給大眾的機構，但是18世紀的德國普魯士為了國家發展，開始推動義務教育，希望讓人民有 「為你的國家打拼」的意識。當拿破崙打進普魯士時，德國哲學家費希特就昭告全國，呼籲透過民族教育，讓全國年輕人能夠感受到國族共同體，所以在德國，教育制度的出現其實是為了建構民族認同、富國強兵。但是義務教育出現後，教育機構很快就開始煩惱：應該要教什麼內容？

當時的腓特烈大帝就擔心「如果讓一般農民知道太多知識，他們可能會進城裡造反 ！」在法國大革命後，英國的統治階級怕勞工學法國人搞革命，就決定用義務教育來管控大眾思想，當時的英國教育署署長Robert Lowe 就直言：「如果下層人民要接受教育，他們應該要被教育成懂得欣賞上層階級創造出來的文明。」所以在英國，教育制度的出現其實是一種階級控制。在日本，則是在19世紀明治維新時，開始引入西方的國家教育制度，試圖透過小學義務教育，將日本人全盤西化，教育的任務就是讓國民可以追趕上西方的知識。

在學校教育的起源論中：最有趣的是哲學家傅柯的理論，傅柯認為學校、軍隊、醫院都是18世紀國家為了以最「理性」的方式管控社會人口而設計出來的機構，這些國家機構可以透過時間跟空間的「超前部署」來施展權力，例如在時間上，軍隊演習時每個抬腿的時間都要同步，就像在學校裡學生的所有行動都必須按表操課，午休時間就必須全部趴下，掃地時間就必須打掃教室，升旗時間就不可以亂動，這樣的時間管控可以讓官方的時問作息渗透到身體裡，所以即便老師不在場，學生聽到鐘聲也會自動乖乖坐好。

自主管理，有權力者不在場的時候，也可以施展權力，或是在空間上，講台的設計讓老師居高臨下，可以看得到每個學生在幹嘛，學生桌椅無法移動，但是老師可以四處移動，所以你不知道考試偷看隔壁時老師是不是在後面看你，因此身體被規訓得不敢東張西望，現在這項功能則由監視器取代，老師不在教室時，學生也不知道有沒有被監視，這也是為什麼許多人在離開學校、軍隊後，身體依然會在早上驚醒、或是夢到考試遲到、被上級懲罰，因為權力運作已經完全渗透到了身體裡。

18世紀法國軍事學校 (École Militaire) 的規訓體制，後來甚至變成了英國哲學家 Jeremy Bentham 設計監獄的靈感來源，這就是兩者感覺一樣，因為監獄的設計，一開始就是源自於學校，國家之所以願意花錢讓兒童接受義務教育，表面上是要傳遞知識跟技能給下一代，但更深層的運作機制其實是讓學生提早適應出社會後會遇到的權力關係，所以傅柯說，學校的本質不是教育，而是整型外科 (orthopedics) ，把下一代的人整成國家想要的樣子。 這套起源自18世紀的規訓教育體制，讓西方國家在20世紀民主化後開始出現矛盾，他們發現自己國家的學生在課堂上都一樣安靜，不敢質疑老師的權威，學生從小在教室裡就被訓練要服從聽話，但成年後又被國家要求要當有主見的公民，正是這種矛盾讓二戰後的西方民主國家開始了一連串的教育改革。所以從歷史發展來看，近代學校教育的起源是透過打造理想的公民，來建立國家期望的某種社會秩序，不管是民族認同、階級控制、學習西方知識、或是規訓體制，國家都必須先知道它要走向何方，確立教育的基本價值觀，才能知道如何設計教育制度。

因此我們必須問：台灣知道自己要走向何方嗎？在二戰後國民黨遷台時期，定位是解放，所以國家教育的重心就是三民主義跟反共思想，到了 1960-1980年代，台灣轉向發展工業、「拼經濟」，政府預先規劃好建設跟市場所需的人力，再大力投資教育、培育相關人才，而這段時間的威權體制教育也培養出了聽話的技術勞工，這些都推動了台灣的經濟奇蹟。有經濟學家估算，台灣這段時間出現的GDP 成長(1965-1989年)有45%是源自教育投資，而在1987年解嚴後，台灣經濟起飛、政治民主化性，開始引入西方價值觀、出現一連串的教育改革。

2002開始，教育部把聯考改成多元入學，希望學生「快樂學習」，不要認為只有成績重要，其他的才藝、比賽、志工經驗，也可以用來申請大學，一直到今年108課網的「素養導向」強調學習與生活情境的結合。過去20年來，課網制度不斷改變，但是「快樂學習」、「多元」、「素養」這些精神其實都不涉及基本價值觀，它們恰好迴避了教育體制的本質問題：到底想要打造怎樣的公民、怎樣的身份認同？例如當今歐盟的核心價值是基本人權，是歐洲人身份認同的重要元素，所以在教育設計的根本上，就必須體現這項基本價值觀。因此，我們現在遇到的第一個難題是：我們要透過教育把下一代的公民帶向何方？

台灣還在摸索這個問題的答案， 但是有一項文化觀念是台灣從二戰後就不曾改變過的，就是追求文憑，希望靠教育往上爬，這就帶我們進到了第二個當代教育的難題：文憑主義。1954年台灣開始實施大學聯招制度，希望製造機會平等，促進社會流動，一直到今天，教育都被一般大眾認為是讓下一代向上流動的手段，這導致教育制度不管怎麼改，都無法減輕學生壓力，因為學生真正的壓力來源並不是國家、教育機構，而是家長的期待，要考上前幾志願、考上公務員、找到穩定的工作，因此，問題就轉向了台灣家長的教育觀。

在台劇《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中，我們看到了文憑主義父母的經典台詞：「媽媽是為你好，你怎麼都不會想呢？照你這樣的成績，你覺得你可以考上大學嗎 ？媽媽花這麼多錢讓你讀私立學校，你為什麽不爭氣一點？你為什麽不替媽媽著想一點呢？」但是為什麼許多家長認為高學歷才是成功的人生呢？又為什麼時常把自己的期待強加在小孩身上？「你不能負賣對不對？因為你只是他的國中老師，我是她媽媽，小偉的未來，不管是一帆風順，或者是窮途潦倒，那都是我的責任，不會算在你頭上。」在這裡，我們看到了家長為什麼那麼渴望掌控小孩的人生，因為對家長來說，這不叫控制，這叫做責任。

心理學家發現，跟歐美的家長比起來，華人家長更容易感覺到 「自我價值」 取決於小孩的成就表現，如果小孩表現不佳，感到丟臉、蒙羞的反而是家長，彷彿是父母沒有把小孩教好，沒有善盡父母的責任，所以華人父母擅長用一種心理控制技術，跟小孩講他們以前做過哪些丟臉的事，來引發他們內心的羞恥感跟對父母的愧疚感，擅自幫小孩做決定，卻說我都是為你好，但其實是讓他們在別人面前更有面子炫耀，而不知道小孩到底想要什麼樣的人生，這背後的邏輯到底是什麼？

世界上最重視教育的兩個民族中，世界上最重視教育的兩個民族中，猶太人是出於宗教因素而重視教育，但華人是出於文化中的互惠邏輯，父母扶「養」小孩，期待有天換小孩奉「養」父母，動詞（養）不變，但是兩個角色互換，父母在孩子身上做了投資，讓孩子離開父母，去外地讀書打拼，為的是議孩子再回到原本的地方回饋、回報父母，父母要對孩子負青，因為未來孩子也要對父母負責，而不像猶太人是離開父母，只對上帝負責，這種分離後再次團聚的互惠文化，卻常常變成華人父母的「情緒勒索」方式，因為教育是父母對孩子未來的投資，如果未來要過上好生活，孩子就必須犧牲學生時期的生活，這種類型的「情緒勒索」近年來在日本廣受討論，日本醫生發現有七成的人認為家長是控制狂，給小孩過多心理壓力，年輕人甚至罹患了一種「疲於父母症候群」，每年有上百件孩子殺死父母的兇殺案，那麼有沒有辦法跳脫出這種思維模式呢？

教育哲學家杜威就認為：為了追求未來成功而要求學生課業的觀念是一種「強迫成就導向」，彷彿學生要先忍受教育體制20年、學習未來所需的生活技能，大學畢業後他才可以成為自由的「大人」，去過他自己想要的人生，但這種思維完全搞錯了，因為人生前 20 年受教育時不就已經是在生活了嗎？學校教育的第一任務應該是「自然發展導向」，也就是引導學生在這個世界中找到自己，了解自己該如何在世界中存在，但在當今的文憑主義教育系統中，我們竟然要學生先犧牲自己現在的生活，還告訴他們，只要追求課業知識、考上好大學就可以重獲自由，追求自己想要的人生，結果反而是被課業壓力壓得喘不過氣。

社會學家硏究發現，台灣學生補習得越多，心理健康狀況越糟，國內青少年自殺人數在過去20 年不斷攀升，校園的心理諮商資源供不應求，還有許多大學畢業後喪失人生目標的人，已經不知道自己想要追求什麼樣的人生，結果教育沒有讓人找到自我，反而讓人遺忘了自我。早在15世紀，中國哲學家王陽明就曾經大力反對國家的科舉教育模式，認為強迫孩童背誦科舉考試的四書香五經是在毒害年輕人，而提出了跟杜威的「自然發展導向」相似的哲學，要依照每個兒童的天性讓他們「中心喜悅」。在500年後的今天、台灣學生卻依舊苦於讀經班、7000 英文單字、背考古題，但是，問題可以完全歸咎給父母的文憑主義、教養方式嗎？

這種討論忽略了，其實台灣父母也是歷史 、經濟結構中的受害者，從歷史角度看，1987年解嚴以後出生的台灣小孩，從小就受到西方民主自由價值觀的影響，但是他們的家長卻是在戒嚴的聯考時期長大，對這些家長來說，背誦標準答案是在教育體制裡成功的關鍵，壓抑個人意見、服從權威才能獲得心理安全感，這些權威時期的行為模式被內化後，他們自然會習慣用這套方法教育小孩，所以台灣民主轉型後成為父母的家長，本身就處在歷史轉型的矛盾中間，自己經歷權威教育時期，小孩卻生長在民主教育時期。

另一方面，經濟學家研究發現越高比例要求子女學業表現的社會，通常是貧富差距越大的社會，像是中國、俄羅斯、美國，因為在收入高度不平等的社會裡，父母怕孩子輸給別人，容易變得更焦慮不安，也就更容易變直昇機父母、要求小孩的教育成就，希望小孩的未來有保障，但是相比之下，在平等的北歐社曾學生之間並不需要有強烈的競爭意識，因為就算你課業不好，沒有職場競爭力，國家福利也可以支持，因此父母也不大要求小孩的學業，而更願意讓小孩自由發展，所以表面上看似是父母跟小孩的教育衝突，背後其實有歷史轉型跟經濟不平等的兩股力量在運作，而且，不是所有的台灣家庭都追求文憑主義，我們必須進一步問，到底台灣的家庭教育有哪些不同？不同的教育模式又如何影響下一代的台灣人？

台灣社會學家研究發現，台灣的家庭教育大致可以按照階級分成四類，第一種是最富裕的中產階級家庭，這種家庭看似有錢，人人稱羨，但實際上他們心裡其實更焦慮不安，為了培養國際競爭力，從小就規劃送小孩出國留學、讀私校，讓小孩在高壓的環境中成長，也導致父親必須更努力賺錢，離家工作、外派到海外，所以中產階級在經濟上富裕，可以給下一代更好的教育，但卻是時間上的窮人，無法有足夠時間陪伴小孩。

第二種是一般的中產階級家產，這類家庭多半更推崇民主的教養，因為家長自己受過父母的權威管教，希望在孩子身上彌補自己失去的童年，所以中產階級家長比較會跟小孩講道理，鼓勵小孩發言、挑戰權威來爭取權利，也更會教育孩子要找到自己的志向，讓他們去學各種才藝、探索自我，而且也更知道如何把這些課外活動變成制度認可的證書，這也是為什麼申請入學更有利於中產階級的小孩，因為他們從小就被訓練自我表達、學習各種才藝，在多元入學上更有優勢，末來進入職場後，也更容易適應白領階層的工作，社會學家Annette Lareau把這種中產階級的教養方式稱作「規劃栽培」，父母妥善規劃各種課外活動，卻又不是威權控制，而是鼓勵自由發展，但這種規劃栽培，有時候反而限縮了孩童的自主性，因為家長規劃的活動都太豐富了，小朋友在空閒時間反而不懂得自己玩，會一天到晚喊無聊。

相比之下勞工階級的小孩沒有家長陪伴時，反而很會自得其樂，有高度的創造性、自主性，但是勞工階級的家庭也分兩種，一派家長認為，自己經歷過聯考制度的失敗，不希望小孩複製自己痛苦的童年，順其自然發展就好，不要有太大的課業壓力，另一派家長則認為，應該透過教育讓孩子向上流動，希望他們可以做更體面的工作，不要像自己一樣當低薪的藍領勞工，勞工階級的職埸經驗更多是體力勞動，而不像中產階級是靠口條、腦力•所以勞工階級的父母也會把自己的職場習慣帶回家，例如白天上班被上司責罵、受挫的勞工回到家後就會透過「管教」小孩來重新樹立自己的父權感，跟小孩溝通時，更常用命令、權威的語氣，要求小孩聽話，但如果家長從小就讓小孩習慣服從、不允許小孩挑戰權威，小孩長大後就更習慣被別人管，也就更容易適應藍領勞工的工作，更不容易應徵上需要自主創造的中產階級工作，結果家庭教育反而讓小孩複製了父母的階級，無法向上流動。

這種在家庭日常生活中可以辦識出階級的文化特徵，被法國社會學家 Bourdieu 稱作「文化資本」，不同階級的文化資本塑造了不平等的童年教育，不平等的童年教育又在無形中決定了每個孩童的生命機會，那麼學校教育真的有辦法讓人翻轉階級嗎？Bourdieu認為學校其實掩蓋了階級複製的真相，當勞工階級認同文憑主義的教育體制，其實就忽略了家庭教育裡的文化資本，才是階級複製的核心，教育系統裡其實暗藏著一種「象徵暴力」，也就是透過隱藏權力關係，來正當化某種價值排序，卻讓人以為教育體系裡的一切都是中立的、毫無偏頗，但事實上，教育系統早就預先安排好一套價值排序，認為某些價值觀是更好的、某些知識是更值得學習的，例如教育部的多元入學採取面試，其實更有利於擅長自我表達的中產階級，如果偏袒某個社會階級，還稱得上是真正的「多元」嗎？

或是學校制度的親師座談，也不利於勞工、隔代教養或是新佳民的家庭，這些家庭根本沒有時間參加學校活動，但父母的缺席又會讓他們被視為「不夠格、不盡責」，或是在課程設計上，為什麼我們學習的都是中國文人作品、帝王將相歷史、歐洲貴族音樂，而不是大眾文學、勞工歷史、原住民音樂？這些歷史都在說明，即便台灣多數學生是勞工階級出身，但是當今的教育體系卻更推崇中產階級的價值觀，這種無形的象徵暴力，其實讓階級流動變得更矛盾，因為當一個人渴望翻轉階級，就必須否定自己階級的身份認同。

社會學家Richard Sennett就發現，勞工階級的小孩想要透過教育往上爬、得到他人尊重，但是這種「靠個人努力就能成功」的才能至上思想，反而容易讓勞工階級出身的人出現「隱藏的階級傷口」，因為當他們無法在體制中勝出時，就會認為是自己還不夠努力，就會認為是自己還不夠努力，在成為父母後，甚至會譴貴自己的階級身份，認為自己是不夠格的父母，而當這些勞工階級的家長，看到小孩階級流動、成為家中的第一代大學生時，他們的階級傷口反而有機會癒合，但矛盾的是父母的階級傷口癒合後，小孩卻可能產生新的階級傷口。

因為當他追求高等教育文憑、找白領高薪的工作，其實就是在否定技職教育、否定勞工階級的工作價值，但明明他自己就是勞工階級出身，所以那些看似過教育達到階級流動的人，其實也在無形中受傷了，那些考上台大的弱勢學生，或是翻轉階級找到「夢想工作」、進到大公司的勞工們•他們是否真的過上了好的人生呢？還是反而感覺到格格不入、適應不良、出現了新的階級傷口？

在這集影片裡，我們從各個角度探討了學校教育與家庭教育的困境，但是，這些都只是提出問題跟分析，而沒有追問更重要的是：到底教育的本質是什麼？下集影片裡，讓我們從「教育是什麼」轉向「教育應該是什麼」？最理想的教育存在嗎？到底人又為什麼要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