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必須要知的歷史】深圳河—東方柏林圍牆：戰後香港的偷渡潮｜大逃港｜ 跨越深圳河｜中英街｜政治角力｜身份認同

偷渡潮，又名為「大逃港」，指的是從四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將近有100至200萬人，從中國跨越深圳河來到香港的事，當中不少人成功來港展開新生活，但亦有人被港英政府遣返，甚至在過程中不幸罹難。不過，這一段的故事與歷史卻少有被完整記載，不論是主流媒體、歷史學家定還是偷渡下來的人，都不願意透露太多，成為香港避而不談的話題，而有關偷渡題材的影視作品，亦都寥寥可數。比較著名的有講述偷渡者被拐帶集團殘酷對待的《打蛇》，又或者圍繞新移民生活的《網中人》。

偷渡者都以壯年男性與農民居多，其次就是大學生與知識分子，但亦有不少的老弱婦孺，而他們分別會選擇以下的三條路線偷渡來到香港：第一條，俗稱為西線，是成功率最高的路線，即從蛇口、紅樹林一帶游過深圳灣，雖然路程較遠，但邊防亦較為鬆散，順利的話，一個多小時就能夠游到元朗的流浮山。

第二條，為中線，大多數都要持有縣級證明（包括假證明），經這條路線的人會乘坐火車、汽車進入深圳，並在夜晚伺機在羅湖一帶跨越深圳河，翻過鐵絲網，最後進入香港，但邊境上有大量武警和警犬把守，士兵更會直接射殺偷渡者。

第三條，為東線，這條路線較方便，在深圳以北及以東縣市（惠陽地區）與梅縣地區與汕頭地區的偷渡者，部份年青力壯的人會從惠州出發，徒步穿過惠東、寶安，從龍崗攀越梧桐山進入香港邊界，之後再經長嶺、蓮麻坑轉入市區，亦有人會從鹽田、大鵬，與南澳一帶游過大鵬灣，到達東平州一家廢棄的教堂暫避，但大鵬灣經常有鯊魚出沒，不少人因此而喪命。同時，有很多老弱婦孺會循水路，由廣東沿海地區乘舢板、漁船、快艇等等，越過深圳河，最後於落馬洲、元朗等地登陸。

而除了面臨死亡及受傷風險外，一旦他們失敗被遣返，都會被中國政府視為「階級敵人」，最後再送到勞改營接受教化，而既然偷渡需要承受如此大的風險，爲何還有那麼多人逃難到香港呢？這一種情況，其實牽涉到背後複雜的歷史問題。時間回到四十年代末，在1949年前中港兩地只有一個合法的通關口，這個就是「羅湖橋」。

根據1898年的《香港英新租界合同》，指明深港邊界「任兩國人民往來」，邊境會以深圳河北岸爲界，雙方政府一直都只在交通要道，設立哨站進行觀察和海關緝私的行動，而本身擁有跨界農地的深圳農民，就自然在深港（深圳與香港）之間遊走。不過，這一個決定卻將沙頭角一分爲二，令原本人煙興盛的沙頭角墟因而末落，同時亦導致中英街的管治問題浮現，亦因為這樣獨特的地理環境，中英街成為左右派衝突的前線，以及兩國在意識形態上的前哨，被外界稱爲「東方柏林圍牆」。

而每當中國與香港發生動盪（1925年的省港大罷工、1967年的六七暴動、第二次中日戰爭、香港戰役，以及國共內戰），兩地之間的人口流動亦會更為頻繁，而人民進出香港的收窄，則從國共內戰後期開始。在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解放軍擊潰國民黨軍，並不斷向華南地區推進，每日越過羅湖橋的人接近有十萬之多，雖然解放軍未有直取香港，但因應戰事的緊張局勢，以往寬鬆的邊界管制已經不復存在，港英政府深恐解放軍會威脅到香港，逐命令部隊在邊境築起鐵絲網並派踞喀兵駐防。

除了增兵與頻繁演習外，港英政府還推行身份證制度，掌握難民的資料，確立社會資源的分配調動，同時用來監控居民的行蹤，控制香港的人口流動。相反，中共政府卻放鬆邊境管制，當時的中共領導層認為這樣做既能減省財政開支，又可以令殘餘國民黨勢力離開。雖然來港的人，除了國軍與他們的家眷外，不少都是中產人士與知識份子，港英政府大可利用他們推動香港的發展，但由於難以一時三刻接收過多人。

於是，政府建立了一個臨時的過橋標準，當有人未能說出流利廣東話時，就會被視爲外省人而被拒絕入境。這種狀況，直接導致第一次的偷渡潮爆發，而隨著政治形勢變得複雜，港府特意將部份來港的右翼人士，先後安置到摩星嶺與調景嶺。但後來，這些勢力多次殺害深圳的中共黨員，並在深圳散佈反共訊息，再加上鄉紳地主的勢力仍在，北京當局於是改變政策，在深圳進行邊境管制。在五十年代初，解放軍就建立共有三道防線的「安全保護區」（邊防線、禁區線與警戒線）。
在1951年5月，廣東省政府公開發布命令，宣佈封鎖深港邊境的河口，一旦發現有人企圖從深圳河偷渡者，將視為「叛國投敵」。同時，港英政府根據《公安條例》，於同年的6月，刊憲設立香港邊境禁區，範圍包括北區的沙頭角、羅湖、文錦渡，部份打鼓嶺地區，以及元朗區落馬洲及支線範圍，但除了打擊偷渡問題外，更大的原因是因爲韓戰爆發，英國需要打擊邊境走私，防止中國經香港獲取軍用物資，而在雙方的嚴格邊境管制下，偷渡人潮亦開始穩定下來。

不過，在1957年起，中共的土地改革與反右傾運動，以至後來推行的集體化政策，都令中國政局陷入動蘯，很快地，大批農民開始偷渡來到香港，是為第二次的偷渡潮。在寶安縣委來往廣東省委的文件中，縣委表示，由於偷渡的情況難以控制，要求放寬關口管制，並將偷渡美其名「出港打工」。在同年的春天，粵北地區更爆發水災，幾萬名農民遷徙到南區避災，有災民拿著手上的證明，於深圳邊防線乞食並要求到香港「探親」。這一件事被香港傳媒大肆報導，礙於輿論的壓力，廣東省委於7月批准放寬邊界，向農民批發到港的證明，稱為「大放河口」事件。

消息迅速傳及整個廣東省及惠陽地區，僅僅兩日，湧入香港的人潮以萬計就連湖南、廣西的農民亦準備來港，而隨著情況逐漸失控，港英政府譴責中共違反承諾，偷放難民來港。因為在同年3月，中英雙方才實行配額政策，每天進入香港的人數必須等於離境的人數，但在放寬期間，到港人數遠多於後者。於是，原本打算放寬的廣東省委決定重新封鎖邊境，第二次的偷渡潮才宣告結束。

在接下來的幾年，港英政府積極改善邊境禁區的保安措施，首先控制禁區居民活動，其次控制禁區人口，保持鄉郊人煙稀少，直到1962年，這些目的已經大致達成。不過，第三次偷渡潮卻在無形中醞釀。在1957年末，中共領導人毛澤東發起「大躍進運動」，號召全民大鍊鋼，務求短期內實現「超英趕美」的目標，但最後，由於農民荒廢耕種，導致農作物嚴重失收，加上幹部為求邀功，虛報糧食產量，最終釀成大饑荒的出現。

有歷史學家保守估計，至1962年末，至少有四千萬人喪命，而為了緩解國內飢荒的問題，中國政府允許從香港進口糧食，甚至鼓勵廣東省的農民到鄰近的香港，自行解決食糧問題。在這樣的背景下，當時的大軍區政委親令，撤走邊界的哨崗，直接引爆第三次的偷渡潮。從1962年5月開始，外逃風潮從惠陽、寶安、東莞、海豐四縣，蔓延至附近的台山、高鶴、三水，甚至廣州、江門、潮汕、肇慶等地。當中除了年輕人與大學生外，亦不乏中共的黨員，他們憑著政府批出的證件，一下子湧到深圳的邊界，情況完全超出廣東當局預期。

在廣州就發生群眾衝擊火車站的事件，上萬人每日在廣州車站排隊，爲的都是可以搭上往深圳的火車，最後事件演變成警民衝突，需要由解放軍進駐車站，而深圳的邊防守衛部隊亦增至萬人。從5月初開始，每日都有數以萬計的人，在邊界推倒鐵絲網湧向香港。在5月3日起，港媒指責中共任由偷渡者來港，以及港英政府的無能。

直至5月中，為了制止難民湧入。港英政府決定向邊境增派軍隊（幾千人），擴大邊境禁區範圍。在5月14日，港英政府宣佈即捕即解政策，試圖阻嚇偷渡者來港，但這項政策只令人潮不再集中，分散在各個偷渡路線前往香港。期間，有市民用各種方法保護香港境內的偷渡者，在這段時期，曾經就有民間組織發起「援助有困難的人民」行動，將近有十萬人送食水與衣物，到上水華山救助偷渡者被稱爲「華山救親」。

不過，雖然有不少偷渡者成功進入市區，但卻有高達一半人被警方捉獲。在5月17日，眼見原有的鐵絲網防護不足。於是邊境士兵於禁區，建立一道阻截非法入境的鐵絲網，東起沙頭角，西至落馬洲，俗稱為「蛇網」，但在建造鐵絲網的同時，邊境居民與警察們仍然不時接濟圍在鐵絲網的偷渡者，這一狀況令港英政府明白到根本很難有效執行政策。於是，他們決定酌情處理這些非法入境者。在5月31日，他們宣布給予那些成功抵達市區，並具有工作能力的人簽發身份證爲他們提供「合法」的身份。

直至六十年代末，已經有二十多萬的逃港者得到身份證佔總新移民人口近八成。某程度上，政策以背景篩選偷渡者，一般人若沒有照應的話，根本難以在市區生存，但近八成的偷渡者在香港都有親戚照應，餘下的都有同鄉會的協助。這樣一來，政府能夠節省援助偷渡者的開支，讓他們不需要依賴政府都可以在社會生活。而另一邊廂，中國官方一度將香港宣傳為「人間地獄」，聲稱香港是世界上最荒淫的城市；香港黑社會橫行、香港是最大的制毒販毒基地、香港的自殺者是世界上數一數二，但官方的宣傳依舊無阻擋偷渡潮的勢頭。

後來，中國政府以各種方法嚴打偷渡潮其中就在湖南到廣東之間的鐵路、公路設關卡，加強邊境防守，以及在邊境恢復崗哨等等。在部份廣東地區，只有憑單位證明，才能購買到寶安的車船票，而整個深圳邊界基本上都禁止平民進入。在1963年，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後，社會教育主義運動開始，近150萬人的社會主義教育工作隊成立。同年7月，隊伍到達寶安縣，他們的首要任務，便是打擊寶安的「香港風」，阻止人民逃港。

之後爆發的文化大革命，更在意識形態上針對港英政府，而伴隨著嚴謹的邊境管制，大規模的偷渡潮亦不復存在。直至1979年，政府放寬寶安縣人民與香港貿易，並將深圳正式列爲經濟特區，打算透過改善經濟狀況，防止人民到香港。但在開放初期，仍有人趁着邊境放鬆偷渡來港，但與以往不同的是，因爲改革開放的關係，中國需要更多的勞動力，香港亦由工業轉型至高技術行業，偷渡人口反成為公共福利的負擔。於是，經過中英雙方的磋商，港英政府決定恢復即捕即解政策。

在政策實施當日之前，亦即1980年10月23日，已經來港的中國非法入境者。可在其後的3日寬限期內，到位於金鐘道的華人延期居留辦事處，登記領取香港身份證，而當日後抵港的偷渡者則會被遣返到中國。如是者，數十萬人把握最後機會偷渡，成為歷史上最後一次的偷渡潮。接下來的日子，辦事處大排長龍，不少人雖然成功到港，但卻因為趕不及取得身份證，最後還是被港英政府遣返，而這一項政策亦正式爲香港的偷渡潮畫上句號。

對於香港的偷渡潮，主流論述普遍認爲，由於偷渡潮帶來的資本與廉價勞動力，讓香港成功由轉口港轉型至工業城市，港英政府因此放寬對偷渡者的政策，但這並不代表政府歡迎所有新移民。在整個五十至六十年代，起初政府相信偷渡者只視香港爲跳板，最後會去到其他華人地方，甚至到西方國家繼續發展。（冷戰時期，不少東德人經過西柏林，再輾轉到達西德，又或者其他西方國家）但他們卻選擇定居於此，並沒有離開香港，以致於港英政府只能獨力接收偷渡者，並在後來實施反制措施（當時國際社會優先協助歐州的難民，加上兩個中國的存在，偷渡者未被聯合國定義為難民）。

直至1971年，香港移民及人口政策，迎來重大的里程碑，就是所有於香港住滿7年的人，都會成爲永久居民。在1974年11月，港英政府更通過「抵壘政策」，給予身份證到達市區的非法入境者，正式代表港英政府願意容納這批偷渡者。與此同時，六七暴動的教訓，令港英政府開始調整政策，積極改善本地福利與房屋政策，並舉辦香港的文化節日（香港節）。這一系列的政策，無論對新移民與本地人都意味著他們不再是過客，而是扎根在這一片土地。

久而久之，香港市民漸漸對香港產生歸屬感，並發展出本土意識，最後形塑出「香港人」的身份認同。隨着香港主權移交中國，特區政府於2002年起，開始研究逐步開放禁區。2006年9月，政府建議大幅縮減禁區範圍，讓禁區居民不用禁區通行證出入，這些改變代表香港和中國的邊界逐漸模糊，而香港亦成為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