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百萬台人有憂鬱症狀，YouTuber是高風險族群？理解憂鬱症五大原因，聆聽憂鬱訊號！ 書來面對EP24《照亮憂鬱黑洞的一束光》說書【心理學/精神醫學】

科學家目前認為憂鬱症跟幾個大腦化學物質變化有關，像是「血清素」、「皮質醇」、「多巴胺」。那是什麼情況激發了這些化學物質的變化呢？

親身經歷過憂鬱症的生物學者Robert Sapolsky，到肯亞研究人類的近親靈長類來尋找線索。在狒狒的社會裡有嚴明的階級體系，每隻狒狒處於哪個階級，決定他能夠享有多少資源跟交配權。Sapolsky在當地採集狒狒的血液樣本，檢驗看看哪隻狒狒的生活壓力最大。結果發現，如果部落處在「爭奪王位」的時候，處在高位階的狒狒會有高濃度的壓力賀爾蒙「皮質醇」，因為他們最需要擔心自己的地位會不會不保。如果是在平常時期，位階越低的狒狒壓力賀爾蒙會越多，因為他們平日會遭受最多欺壓，這些狒狒大腦中出現的荷爾蒙變化，就跟在人類憂鬱症患者大腦出現的變化一樣。

這讓科學家開始猜想，人類的憂鬱會不會也跟社會地位有關？流行病學家Richard Wilkinson跟Kate Pickett研究發現，在所得收入越不平等、階級差異越大的國家，人民罹患精神疾病的比率就越高。當人們生活在一個高度經濟不平等的社會時，人們感受到的壓力就像狒狒的階級社會一樣，底層的人會感覺；我存不存在對這個社會來說根本不重要，那我的人生有什麼意義？

中間階層的人則會感覺；我好不容易爬上來了，但我能夠保住這個位子嗎？我會不會被競爭對手取代、地位會不會受到威脅？這可能解釋了為什麼許多知名人士明明物質生活已經過得很好卻還是會得憂鬱症。不是因為這些人不知足，而是因為這些人的生活被逼得沒安全感，常常要焦慮自己的社會地位不保。所以生理、心理上的憂鬱，其實反映了我們活在一個階級差距越來越大的社會。它在無形中對人們造成了心理傷害，而演化機制就讓人類對這種事情很敏感。

心理學家Paul Gilbert就認為，人類的憂鬱症就像其他靈長類的屈從反應(submission response)；憂鬱症患者常常會覺得自己什麼都做不好，會有強烈的自我批判、感到無力，這就像狒狒不想再被欺壓的時候，會擺出服從的姿態來換取最高的生存機率。所以憂鬱症其實不是病態，而是演化過程中，殘留下來的求生機制。它釋放訊息給同類，告訴他們；別再來煩我了！ 我已經對你們沒威脅了！

這些研究為理解憂鬱症打開了新方向，憂鬱症不是個體生病了，而是我們共同生存的社會生病了。這也讓我們必須反思，我們要打造的是一個互相認可的公平社會，還是孕育憂鬱症溫床的階級社會？

除了階級地位以外 寂寞感也是一個容易導致憂鬱症的因素，神經科學家John Cacioppo研究200多名美國老人長達五年，定期追蹤他們的心理健康狀態跟社交程度。他發現當一個人的寂寞程度從50%提升到65％時，出現憂鬱症狀的機率就會增加8倍，寂寞的人會失去集體歸屬感，彷彿我不屬於這世界上的任何一個群體，但是為什麼這種感覺會導致憂鬱呢？

Cacioppo認為這是因為上百萬年來，人類祖先都是過著狩獵採集的集體生活，共同合作獵捕大型動物、分享食物、互相照顧，沒有這種合作，我們的祖先根本不可能獨自面對非洲大草原的野獸。所以在幾百萬年的適應下，人的大腦已經把 「社群生活」設定成原始預設，人的本性就是渴望與社群連結來強化存活機會。如果脫離社群，自己一個人睡覺時，遇到野獸就必死無疑。所以身體會發出各種訊號讓你知道情況不對勁，這就是為什麼寂寞的人睡覺時比較容易出現「片段甦醒」(micro awakenings)，睡到一半突然醒過來。 因為你的大腦知道你只有自己一個人，所以故意不讓你進入完全的深度睡眠，而要保持隨時警戒的狀態。

心理學家就發現，至今依然維持集體生活的胡特爾派人(hutterite)，他們在睡覺的時候就不會出現「片段甦醒」，這解釋了為什麼人類大腦會把孤獨感識別成不快樂的狀態。因為在最原始的自然狀態下，人性就是渴望團體歸屬感，但是我們所處的社會卻是越來越寂寞。社會學家調查發現，在1985年，美國每人平均有2.9位可以分享心事的好朋友，但是到了2004年，只剩下2.1人，而且有將近兩成的人回報沒有半個知心朋友。而在台灣，1997年，每人平均有4.6位可以談心事的朋友，到了2017年，只剩下2.9人。當人在生活中遭遇挫折時，如果連個可以傾訴的朋友都沒有，所有情緒只能自己吞下去，就會變成憂鬱症的溫床。

有人可能會反駁說，我的個性就是習慣獨立，不跟人接觸我反而過得更開心，我也沒有得憂鬱症啊。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區別，寂寞指的不是與他人的連結太少，而是沒有可以與他人共享的意義與價值觀，一個人可以有很多朋友，但依然感到寂寞。因為寂寞是主觀感受，而不是客觀計算你有多少親朋好友，所以即便現在，社群媒體可以讓人們無時無刻連上線，但是大多數人反而感到更孤獨。

所以近幾年來，英國國民保健署NHS，開始提供憂鬱症患者社交處方，讓他們分組參與各種陶藝、園藝、運動計畫。在活動的過程中，憂鬱症患者可以找到彼此互相理解的人，發現自己的憂鬱症狀不是個例，其他人也有類似的遭遇，像是在職場上被霸凌，覺得活著沒有意義。透過這種「社交處方」，憂鬱症患者可以跟其他人重新連結，共享某個彼此都覺得有意義的事物。

動物行為學家Isabel Behncke在英國動物園裡做研究時，常常發現倭黑猩猩有各種嚴重心理健康的問題，像是抓癢到流血、大吼大叫、失去交配的慾望。為了理解這是怎麼一回事，她決定到倭黑猩猩的原始棲息地──剛果雨林。

結果發現，在自然棲息地裡的倭黑猩猩，不會像關在動物園裡的猩猩一樣出現異常症狀。這讓她開始思考，如果被關在動物園裡的猩猩會出現心理異常，那人類不也是一群被囚禁在都市裡的猩猩嗎？小時候人被關在學校，長大後被關在工廠、辦公室，那人類的精神疾病，會不會也是因為脫離了大自然的環境？

近期有越來越多的研究證實，在都市裡，人有更高的風險會罹患憂鬱症，而移居到綠地的人，憂鬱程度則會大幅改善，但是為什麼人脫離大自然就會生病呢？生物學家Edward O. Wilson認為，這是因為人類天生就有一種「親生命性」(biophilia)；一種與其他生命形式接觸的渴望，人不只渴望跟人作伴，也渴望跟自然界的其他生命作伴。我們處在自然環境的時候，就是會有一種說不出的自在感。但是環顧一下我們自己四周就可以發現，都市人都是被人造的東西圍繞，而不是自然景觀。

所以從這個觀點來看，有憂鬱症的人反而是比較敏銳的一群人。他們及早發現我們的生活環境出問題了，已經遠離人類本能的親生命性，離開自然，關在都市裡的人類，就像爬上陸地後就不回去水裡的青蛙，依然可以活著，但不會活得健康。而憂鬱症是在對這種不健康環境發出的訊號，這也是為什麼很多研究都發現親近大自然，到戶外運動可以抗憂鬱。因為我們的動物本性本來就希望不斷跟自然界互動。憂鬱症常常會讓人感到自我被封閉起來，負面想法揮之不去，但是當人與大自然接觸時，會產生一種被包容感跟敬畏感，感覺到自我其實只是大自然網絡中的一小角，這會讓人把原本封閉的自我敞開，接觸大自然就是一種很好的抗憂鬱劑。

在1980年代，英國政府展開為期十年的大型計畫「白廳研究」(Whitehall Study)。請了流行病學家Michael Marmot研究一萬名英國公務員，每人進行一小時的個別訪談，調查公家機關裡哪些人健康狀況比較好。原本大家都以為主管承擔的責任最多，應該壓力最大，健康狀況最糟。但是研究結果卻發現，低階公務員得心臟病的機率，是高階公務員的4倍，職位越低的人，越容易出現憂鬱症跟心臟病。整個職場員工的健康狀況就像階梯一樣呈現出「社會梯度」，為什麼會這樣呢？

訪談結果發現，職位越高的人，通常人脈越廣，下班後常常跟朋友出去社交，壓力也更容易得到釋放。但是職位越低的人，因為很多事情都無法自己作主，普遍都認為工作沒有意義，只是被動的接受指令。一天工作結束後，整個人已經死氣沈沈、覺得心靈崩解。憂鬱的來源，是工作缺乏掌控權而帶來無力感，所以在同個位階，同個辦公室裡的公務員，對工作有掌控權的人會更少出現憂鬱症狀。

過去10年，英國稅務海關總署常常傳出有查稅人員自殺。英國政府就請Michael Marmot來研究，他發現查稅人員的收件欄上永遠有一堆讀不完的文件，他們每天工作結束後，卻感覺自己進度總是落後。而且不管多努力都不會被賞識，彷彿這份工作就是在跟員工說：沒人在乎你，你根本無關緊要。所以Michael Marmot總結：不是工作本身讓人生病，而是失去工作的意義跟掌控權才讓人生病跟憂鬱。

作者在書裡就提到了一位長年有憂鬱、焦慮症狀的單車店員Mitchell，她跟同事為了爭取更好的工作條件決定罷工，但最後卻被老闆的律師團隊給擊垮。有一天這些員工突發奇想，既然大家都知道怎麼經營單車店，不如我們就自己出去開一家沒有老闆的單車店啊，一家民主化的合作社企業 。所以Mitchell就跟同事一起成立了Baltimore bicycle works，在進到新的工作環境後，Mitchell的憂鬱、焦慮症狀就逐漸減輕了。明明她在舊公司跟自己創業的合作社做的工作都一樣，都是幫別人修腳踏車，為什麼在離開舊公司後，憂鬱焦慮就減輕了呢？

因為工作內容雖然一樣 但是組織的制度結構卻不一樣。在合作社裡，每個員工都有自由跟自主權參與討論、決策，不像資本企業的員工覺得工作沒意義，自己只是來賺錢的社畜。而且在合作社裡，員工可以自由表達情緒，不像受僱於老闆的時候必須壓抑自己的情緒。所以在良好的工作環境下，人可以感覺到工作有意義、有主控權，真正心裡的內在需求也就能得到滿足，也就更不容易產生憂鬱與焦慮。

2016年，加拿大安大略省的11位原住民集體自殺。這件事震驚了整個加拿大社會，長期研究加拿大原住民健康狀況的心理學家Michael Chandler發現，加拿大原住民青年的自殺率是一般加拿大人的五倍，而且加拿大原住民的自殺分佈有區域性，在特定區域更容易出現自殺。因此Chandler就分析了加拿大196個部落族群，結果發現，自主程度越高的原住民社區，自殺率就越低。這個關聯強到只要知道一個原住民社區的自主程度，就可以成功預測他們之後的自殺率，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加拿大政府長年用各種方式強制同化原住民，剝奪他們的傳統領域，強迫原住民兒童離開父母，禁止他們說自己的母語。這些地區的原住民青少年失去了自己的傳統文化，沒有文化就沒有一個集體的未來，沒有未來，人的生活就沒有意義。既然生活沒有意義，人為何還要活著就成了問題，所以這些原住民青少年最後生活就走向了憂鬱、吸毒，最後甚至自殺。

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台灣，研究人員發現，達悟族人有更高比例的思覺失調症，達悟族人為了找工作，被迫要來台灣本島，脫離自己的文化根源，努力適應跟他們傳統文化不符的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出席金鐘獎頒獎典禮，表現自己的文化還會被台灣人嘲笑，他們必須承受比一般台灣人更多的精神痛苦，也因為文化上的水土不服，更難想像集體的未來。

相比之下，有少部分的加拿大原住民族，取得傳統領域的控制權，可以復興自己的語言，重建自己被白人斬斷的文化，想像一個可能的未來。這些社會因素都讓他們的心理更健康，所以我們都以為憂鬱症要到過去找原因，但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其實是在未來而不是過去。像重度憂鬱症患者的症狀就是未來感消失，他們無法想像自己未來的樣子，所以如果你安慰憂鬱症患者說：以後就會好起來的！其實不一定有效。

因為在沒有未來感的憂鬱狀態下，是沒辦法想像「以後」的。作者更進一步指出，這種缺乏未來感的狀況在社會上越來越普遍，可能是憂鬱症越來越盛行的原因之一。自從1980年代以來，世界各國的勞動市場管制鬆綁，很多人已經從固定工時的工作轉變成「非典型工作」，
像是接案、外包、短期合約。「零工經濟」變成了工作體制的主流，這種短期僱傭讓勞工不知道明年還有沒有工作可以接。這種工作的不穩定就會進一步造成心理的不安定，越來越多人對未來沒有安定感，無法想像自己的未來。

這件事情本身就容易讓人憂鬱跟焦慮，如果問題的根源是來自整個社會結構，那麼整個社會集體就應該一起去改變這件事，而不是把責任丟給有憂鬱症的人，叫他們自己去吃藥，去做心理諮商。作者舉了一個很有趣的例子，精神醫學家Derek Summerfield，在柬埔寨做田野調查時，發現當地人無法理解西方的精神醫學，因為他們根本沒有「憂鬱」、「抗憂鬱劑」這些單字。所以這位精神醫學家就努力解釋「什麼是憂鬱」給柬埔寨人聽。他們聽到最後終於懂了，他們說他們的確有一個人有憂鬱症狀。

因為柬埔寨人是靠種稻維生，但是當地有位農民，被越戰遺留下來的地雷炸斷了腿，必須裝義肢，結果導致他無法進梯田工作。覺得自己無法工作的這位農民，感覺到失去了未來，開始出現嚴重的憂鬱症狀。當地人就集體想出了一個方法，既然他無法種稻，不如就讓他改去做酪農業吧。所以村子裡的人就決定送他一頭牛，讓這位農人可以改變他的工作跟生活方式，社會的集體支持就是柬埔寨人的抗憂鬱劑。

這就讓作者開始反思，認為憂鬱只是大腦出問題，吃藥就可以自己解決。其實是非常西方文化的思考方式，會不會西方人其實一直在錯誤的地方尋找答案？忽略了憂鬱症背後更大的社會文化脈絡。

這集影片我們介紹了五種憂鬱症的成因，我們可以發現Youtuber幾乎每項都命中：

1. 每天都要擔心觀看數、訂閱數，感覺自己的地位不保

2. 常常要面對一堆酸民留言侮辱，失去社群連結

3. 每天都要沒日沒夜地關在家剪片，失去自然連結

4. 工作完全沒有掌控權，生死都掌握在YouTube的演算法上

5. 失去有意義的工作

6. 沒辦法有未來的時間感，只能一直去想下一支要發什麼影片

7. 甚至不知道幾個月後自己會不會被淘汰，失去有意義的未來

YouTube簡直就是一台憂鬱生產器， 所以為什麼有那麼多YouTuber做到得憂鬱症，不是因為他們抗壓性太低，而是社會越來越忽視人們的基本心理需求。憂鬱症不是只是人的腦部功能失常，而是身體發出的訊號，告訴我們這是一個讓人生病的社會。我們必須改造讓人感到地位不安的階級社會，找回跟人與自然的連結，找回有意義的工作，找回有安全感的未來。

這些都不是憂鬱症患者自己的責任，而是整個社會必須共同面對的問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有關憂鬱症的知識，我非常推薦你閱讀這本《照亮憂鬱黑洞的一束光》，也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去傾聽有憂鬱症的人。因為他們的症狀，讓我們知道我們處在一個多麼不健康的社會，也讓我們有機會知道如何創造一個更健康的社會，也讓我們有機會知道如何創造一個更健康的社會。